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所谓的历史剧，穿越剧，还有一些小说。这可能和我前几年的思想转变有关。历史不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所有的史书和影视作品，永远都是那一套，写的是皇家事，记的是权贵名。这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失真，让大家误以为古代是浪漫的。
他们以为只要穿越到古代就可以依靠着现代人思维去封侯拜相，去弥补在现实生活的遗憾。这就造成了对历史现实的极大扭曲，你随手翻的史书一页，就是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但是史书上，只是“民，饥，死”等寥寥几个字。影视剧拍摄的古代富丽堂皇与老百姓毫无关系，把视角转向那些寂寂无名者，你会看到隐藏在王侯将相下的累累白骨，他们才是历史的真实。
最让我觉得可气的是，很多穿越作品，他们笔下，口口声声以“人人平等”自居的主角，为什么最后反而凌驾到所有百姓之上。哪怕抛开所有的客观因素，当你以上帝视角给主角开挂的时候，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主角在人民头上，而人民还是人民，人民的生活还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痛苦还是人民的痛苦，那些主角没有想过去改变制度，没有想过去革新技术，更没有想过去还权于民。他们只是利用时代的差异，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因为从一开始，你所谓的“人人平等”就不成立，人民和你之间从没有发生过阶级的改变。
所以，别再给你笔下的主角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号了，因为我从没有看过你笔下的主角真的和人民平等。
古代中国的主旋律，从来不是英雄气短、红袖添香，而是“今天能吃饱吗”。几乎所有朝代在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里，百姓的生活状态都高度依赖天灾人祸的容忍程度。一场雨迟来，一次蝗虫成灾，一次赋税加重，便可能意味着一个县的老百姓要开始煮草根树皮，甚至喝人血求生。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极度依赖天气，产量低、储备差、运输能力弱，使得基本生活需求随时可能崩塌。
而穿越文中“家道中落，一朝翻身”的操作，在真实历史语境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古人最害怕的不是敌军入侵，而是“无粮可种，无米下锅”。有读书人的地方，有诗词歌赋；但更大多数地方，只有被压迫、被征收、被逼着逃荒的沉默农夫。
每当有人试图把古代描写得如画中山水时，往往忽视了一个硬核事实：人太多，资源太少。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的垦殖率早已饱和，新增耕地主要靠战争和迁徙，而不是技术发展。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突破一亿、两亿甚至三亿，资源的紧绷程度越来越接近爆线。
百姓不是不勤劳，而是系统性地吃不上饭。即使在所谓“盛世”如康乾之治，底层百姓也多是吃粗粮、穿麻布，家中子女幼殇率极高。一家六口，能活到成年三人就算幸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是今天的人口密度，而是以“命”换“活”，没有社保、没有医疗、没有保障的彻底脆弱。
赋税与徭役是压垮百姓的铁山。古代王朝的财政结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而是“索取体制”。赋税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王朝的统治代价由百姓支付。无论是修长城、凿运河，还是宫殿营建、朝贡礼仪，其成本几乎都直接加到农民身上，形式是粮食、布匹、铜钱、人丁、劳役。
历朝历代尝试轻徭薄赋者寥寥，真正成功的也只有寥寥数人，比如文景之治或贞观初年，但很快便被后续的军事或奢靡支出吞噬。在这样的体制下，所谓“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不过是皇权吸血网中的漏网之鱼，更多的民户是负债累累、逃亡在外。
流民与饥荒是王朝的周期病。几乎每一个王朝衰败前，都爆发大规模的流民潮。这些流民并非反贼起义之初的组织者，而是因年年灾害、岁岁催租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普通百姓。他们是那种在老家连树皮都吃不到的人，是卖儿卖女都保不住田地的人，是在官府账册上已经“脱籍失户”的“人间蒸发者”。
而穿越文中“招募流民、开荒拓地”的操作看似英明，其实高难度得离谱：流民没有工具、没有牛马、没有种子、没有储粮，身心俱疲，只求能苟活一日。而朝廷对这些流民往往第一反应是“围剿”“遣返”“编户”，因为他们动摇税基、威胁秩序、滋生盗匪。
社会分层极度僵化，不是努力就能翻身。“寒门再无贵子”，不仅是唐之后的事实，更是几乎所有朝代的普遍规律。科举并非全民开放的机会场，而是少数读书人之间的竞争游戏。识字者不足一成，真正能走仕途者往往有家族资源的支持——私塾、笔墨纸张、时间与安全感。
平民百姓若无世家背景，即使博得功名，也可能因“无门第可依”而被压制或流放。而且，考试成功仅是起点，升迁靠的是裙带、关系、恩主、门生故旧——与现代公务员系统完全不同。你不是不能努力，而是努力本身早已嵌套在一个无法撼动的社会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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