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我因时局动荡，从上海回到浙东老家永宁镇暂避。
镇子偏安一隅，青石板路，粉墙黛瓦，时光在这里走得格外慢。
我家老宅在镇东头，三进院子，是曾祖父亲手盖的。
最奇的是，最后一进主屋的屋檐下，悬挂着一串旧年历。
不是一本，而是一长串，用细麻绳穿着，从屋檐最东头一直挂到最西头，怕有上百本。
纸张早已黄脆，被风雨侵蚀得字迹模糊，远远望去，像一串褪色的、巨大的枯叶，在风里发出窸窣的微响。
自我记事起，这串年历就在那儿了。
问过父亲，他只说，是家里的老规矩，不能动，也不能取下来换新的，任其自然悬挂风化。
我觉得古怪，却也没太在意。
归家后，我住在二进的厢房，读书写字，日子平淡。
父亲苍老了许多，话更少了，每日多半时间都在最后一进的主屋里，不知忙些什么。
母亲早逝，家里只有一个老仆福婶照料起居。
起初一切如常。
直到回来的第七天。
那晚月色朦胧，我半夜口渴，起身去厨房倒水。
路过天井时，无意间抬头看了一眼主屋的屋檐。
那一长串旧年历，在惨淡的月光下，静静垂挂着。
可我的脚步却猛地顿住了。
不对……
我清楚记得，白天时，这些年历虽然破旧，但都还基本完整地串在绳上。
可现在，最东头的那几本——看起来年代最久远的——似乎……变得异常“薄”了？
不是被风吹破的薄，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抽走了纸页，只剩下一个空瘪的、轮廓还在的“壳子”，软塌塌地垂着。
夜风吹过，它们晃动的幅度，都比旁边的年历要大，仿佛没有重量。
我疑心自己眼花了，或是月光下的错觉。
揉了揉眼睛，再看去。
似乎……又正常了？
我满腹狐疑地回了房，一夜没睡安稳。
第二天，我特意找了个借口，搬了梯子，说要看屋顶瓦片是否漏雨。
父亲在屋里，我没敢惊动。
架好梯子，我爬上去，凑近了看那些年历。
最东头那几本，纸张的颜色是一种死寂的灰黄色，比其他的更脆，边缘如同被虫蛀过，但仔细看，又不像是虫蛀，更像是……自然的风化剥落？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极轻地碰了碰其中一本的封面。
“哗……”
一声极其轻微、近乎幻觉的碎响。
那本年历，就在我指尖下，如同燃尽的香灰，无声无息地塌陷下去一小块，化作一撮细细的粉末，飘散在风里。
露出了里面……空无一物的内页。
不，不是空无一物。
在原本该印着月份日期的地方，覆盖着一层极薄、几乎透明的、类似蛛网或霉菌的白色絮状物。
絮状物微微蠕动了一下，仿佛有生命。
我吓得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死死抓住梯子横梁。
再定睛看去，那白色絮状物又静止了，像是普通的霉斑。
我心跳如鼓，不敢再碰，匆匆下了梯子。
一连几天，我心神不宁。
那空瘪的年历壳子，那诡异的白色絮状物，总在我眼前晃。
我拐弯抹角地问福婶，关于屋檐下的年历。
福婶正在淘米，闻言手一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连连摆手：“少爷，莫问，莫问这个！老爷交代过，谁也不许提，谁也不许碰！”
“为什么？总得有个缘由吧？”我追问。
福婶压低声音，几乎耳语：“那是‘计岁’的……用了，就要还……动了，要出大事！”
“计岁？计谁的岁？”我抓住关键词。
福婶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摇头，端起米盆匆匆走了，任凭我再问，也绝不肯多说一个字。
“用了，就要还”……
这话像根刺扎进我心里。
难道这些年历，不仅仅是记录时间？它们本身，就是某种……“消耗品”？
用来计量、甚至……支付某种东西？
我想起父亲这些年，似乎老得比常人更快些。
他才五十出头，却已鬓发如霜，腰背佝偻，眼神里总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仿佛背着看不见的重担。
一个惊人的猜想，让我不寒而栗。
我决定直接去问父亲。
傍晚，我在主屋书房找到了他。
他正对着一本摊开的账簿出神，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珠子。
昏黄的灯光照着他深刻的皱纹，像年历上被风雨蚀刻的沟壑。
“爸，”我深吸一口气，“屋檐下那些年历，到底是什么？”
父亲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没有抬头，声音干涩：“祖上传下来的旧物，挂着就挂着了。”
“不是旧物那么简单吧？”我逼进一步，“福婶说，那是‘计岁’的。计谁的岁？我们姜家的岁吗？”
父亲猛地抬起头，眼中掠过震惊和怒意：“你去找福婶打听了？胡闹！谁让你打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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