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洪洞苏堡村的故事，只是在黎城管辖下的一个缩影，时间到了公元1650年2月2日（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南京张天乐通电黎城，南明派使来南京了。
严起恒，字震生，一字秋冶，浙江山阴人。目前为南明太仆卿，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尚书，没法啊，南明朝现在被孔有德追杀，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俘获，被杀后，手下大臣缺少，一人身兼数职，这不现在又多了一个名头，大明使臣，这一路四人乔装改扮来到了南京，带来了朱由榔的圣旨封赏，以及让南京出兵保护朱由榔还朝南京，不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目前的朱由榔处境很不好，孙可望隐隐有反叛迹象，不服南明调遣，在这个紧要关头，朱由榔听取了吴贞毓的建议，要返回南京，寻求黎城政府的保护，这也是一条最后的退路，明知去南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在吴贞毓看来就是虎口与狼窝之别，可是在大义上来说，还能跟黎城政权争一争，对于黎城在南明来说，总比那些反贼要有好感的多，跟反贼结盟，还不如跟黎城结盟，现在不得不考虑了，可是黎城的理念是反帝反封建，一直就是南明朝心中的一个梗，黎城反南明，还反清廷，霸占一方，想占领整个江山，所以瞿式耜在世时，也是这样认为，黎城也不是我朝所为之，为什么清廷对黎城视而不见，却要把南明根除后快，瞿式耜到死也没有想通。
此时的清廷正在稳固后方，对于大同姜壤复叛，黎城曾去信告知姜壤不要固守大同，可退守左云、左玉西北山区固守，可是姜壤此人才大志疏，这种人反复无常，自私自利，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就当这些理念有点超前，那么朝廷在这种人的心中说换就换，可以说连后人称为大奸大恶的马士英也不如，好歹马士英从一而终，所以在黎城架空了太原后，就做了许多的准备，在原平县，收容许多从大同周边城镇逃避兵灾的流民。
严起恒的到来，无非是要黎城臣服永历政权，一起联合抗清，可笑的是，封黎城政权为忠靖王，在跟张天乐会面详谈后，严起恒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有人为了一个王，主动要求，采用胁迫，拥兵自重，千方百计想得到，这个人就是孙可望，直到最后反叛要自立，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 这种人在永历朝太多了，而在黎城政权看来，认不清形势，不自量力，小儿过家家，不值追随。
张天乐道：“国家需要休养生息，连年的兵祸加上干旱，瘟疫，人口减少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 ，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可是上权者却在为个人私利，你争我夺，黎城占领区就是为了保存一点华夏之根基，汉人之血脉尽力为之。在我们看来，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什么顺治朝、什么永历朝，全是鸡瓦之舍，不值拥立，还不如静下心来，增强自身实力，为这个残破之国多留点血脉。
落后就要挨打，实力才是我们抗击一切困难的最有力武器，依靠他人永远是没有任何保障 ，改朝换代，更迭杀戮无可避免，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最小的损失和付出去获得人民的信任才是最难的，为了不让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重演，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一直秉持以暴力解决问题永远不是我们所支持的，良好的协商沟通，共同寻找和平共处的方法，将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既不产生利益冲突，广大人民百姓也不会受到伤害，让我们归附永历，凭什么？就凭你们口中的“大义”，什么是大义，在我们看来，百姓免遭屠戮，人民生活安居才是我们的大义，而你们说的那个大义，在我们看来一文不值。”
严起恒想谈的，看重的东西，在黎城政权这里一文不值，还怎么谈？这也是当前世人观念上的差距，这差距整整三百多年，清廷济尔哈朗总结的很彻底，除了那把椅子，世人都逃不过要么权力留名、要么钱财、还有美人，放眼看看这天下，只有黎城政权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视之如粪土，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目前天下人不了解的社会，这个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会产生多么大的风浪。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吗？孔孟周礼全错了吗？无法想像啊，呜呼哀哉！
张天乐又道：“我们理念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以对于许多的事不作评价，最过几百年，后人会得出一个公平的说法，比如，马士英、阮大铖、瞿式耜、张同敞、孙可望、姜壤，李定国、刘宗周、钱谦益、李成栋等等这些人，有的降清，有的反复，有的为了大义主动寻死，有的战斗到最后。
有的人在你们眼中是忠臣良将，有些人被骂作奸佞小人，可我们不这样认为，你去问问这些人，他们所作出的选择自有道理，可悲的是这些人所选择的路，无外乎权力、金钱、留名，阮大铖临死前说出了真相，也知道这一生坏事做绝，做了许多小人之事，无奈乎在这样的世道，让人不得不去做，可对比那些杀人如麻的人来说，他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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