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准备将底片放入定影液时，目光无意间扫过底片边缘，那是相机片窗的边缘区域，通常不会印到相纸上。
那里，似乎有几个极细微、近乎不可见的划痕，排列方式……不像自然磨损。
石云天的心猛地一跳。
他凑近安全灯，借着微弱的光线仔细辨认。
那划痕非常浅，像是被极细的针尖刻意划过，若不刻意检查，绝对会被忽略。
形状……像是一个箭头，指向底片上方，箭头旁边，还有两个更细小的刻痕，像是一个“卅”字，又像是一个模糊的“川”字。
这是什么？暗号？标记？是赵队长自己留下的？还是……冲洗这张底片的相机本身有问题？这标记是给谁看的？
一个个疑问如同气泡般从心底冒出。
石云天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这南京城的水，远比他想象的更深、更浑。
这位看似只是来拍标准像的赵队长，恐怕也绝非表面那么简单。
他不敢耽搁太久，迅速完成定影、水洗，将底片晾起。
看着那张在红色灯光下泛着青光的底片，石云天知道，一个意外的、可能极其危险的发现，落在了他的手里。
他不动声色地将底片处理好，走出暗房，脸上恢复了一贯的恭顺和木讷。
但内心深处，已经将“赵队长”和那个神秘的划痕标记，牢牢刻在了警戒名单的最顶端。
夜晚，他将这个发现，连同“北边线人”的消息，用只有他们五人懂的密语写成字条，塞进了小院墙角一块松动的砖缝下。
他知道，马小健会在夜深人静时来取。
南京的夜，愈发深沉。
照相馆的暗房里，似乎还残留着那张底片带来的、无声的惊雷。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农历春节的脚步渐近，南京城却笼罩在一片虚假的喧嚣中。
伪政府刻意营造的“喜庆”氛围下，街道两旁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敷衍的春联，但往来行人眼中难掩惶然，仿佛那抹红色浸染的不是年味，而是未干的血痂。
石云天，此刻仍是照相馆学徒“小山子”，他正按钱贵的吩咐，将一摞冲洗好的“政务宣传照”送往伪政府办公厅。
天色阴沉，寒风卷着碎雪扫过街面，他裹紧单薄的棉袍，低头疾行，目光却如鹰隼般掠过四周。
连日来，他借冲洗照片之便，已摸清伪政府部分人员的行动规律，但直面汪精卫的机会始终未至。
今日，或许是个转折。
伪政府办公厅设在原国民政府旧址，门前岗哨林立，日军与伪军交错巡逻，戒备森严。
石云天递过通行证，垂首静候查验，耳畔传来卫兵粗鲁的呵斥声：“磨蹭什么？东西放下快滚！”
他唯诺应声，眼角余光却瞥见院内一阵骚动，几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前后簇拥着持枪护卫。
心跳骤然加速。
石云天不动声色地退至墙角阴影处，只见中间那辆轿车的车门打开，一名身着深色中山装、披着貂皮大氅的中年男子迈步而下。
那人身形清瘦，面容儒雅，金丝眼镜后一双眼睛却透着疲惫与阴鸷，正是汪精卫。
他身旁紧跟着一名戴圆框眼镜、神色谄媚的秘书，以及数名目光凌厉的贴身护卫。
“汪主席小心地滑……”秘书躬身搀扶，语气谦卑到尘埃里。
汪精卫微微颔首，脚步虚浮，似是大病初愈，石云天想起民间传闻，汪氏自1935年遇刺后脊椎留弹，近年旧疾反复，常需赴日治疗。
此刻的他，虽强撑威仪，却掩不住眉宇间的颓唐与焦虑，仿佛一具被掏空灵魂的傀儡，唯有那身华贵皮囊提醒着世人，他曾是同盟会元老，也曾高呼“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志士。
正当石云天凝神观察时，一名护卫突然厉声指向他：“那小子鬼鬼祟祟的，干什么的？”
瞬间，数道目光如刀锋般钉在他身上。
石云天急忙躬身，举起手中照片箱，用刻意训练的怯懦腔调解释：“小、小的是霓裳照相馆的学徒，奉钱老板之命送照片给宣传科……”
汪精卫闻言侧目，视线在石云天身上停留片刻，竟缓步走近：“霓裳馆？钱贵近来可好？”
他的声音温和，却带着居高临下的疏离感。
石云天心头一凛，深知此刻稍露破绽便是万劫不复，忙将头埋得更低：“托主席洪福，老板生意兴隆，日日念叨着要给您拍张新春肖像……”
“哦？”汪精卫嘴角牵起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钱贵倒是会讨巧。”
他随手翻开照片箱最上层一张，那是伪政府高官的合影，背景刻意布置了青天白日旗与“和平建国”标语，实则媚态尽显。
汪精卫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良久，忽然叹道：“光影可粉饰太平，却遮不住人心向背……你说是不是，小兄弟？”
这一问如惊雷炸响！
石云天背脊瞬间沁出冷汗，面上却强作懵懂：“主席高深，小的……小的只懂冲洗底片，不敢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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