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好仃把手机从耳边移开，屏幕还亮着，那条消息静静躺在对话框里：“刘工，我查了你们厂的历史，1987年第一条生产线投产那天，深圳下了大雨。但玻璃出炉时，外面正好放晴。这算不算一种预兆？”
他没回，只是笑了笑，把手机倒扣在办公桌上，像搁下一块刚退火的玻璃——温的，稳的，带着点余热。
窗外，厂区的装卸区正忙，几辆货车排着队，工人把新到的原片一箱箱搬下来。阳光穿过高窗，照在搬运工老陈的汗衫上，反出一层油亮的光。刘好仃盯着看了两秒，忽然转身拉开抽屉，翻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海外培训计划（草案）”，字迹潦草得像车间墙上的安全标语。
他掏出笔，在“实施时间”那一栏重重画了个圈，旁边补了三个字：现在就。
会议室的空调有点猛，吹得人脖子发凉。刘好仃进门时，顺手把门边的旧风扇挪了个方向，对着出风口怼了过去。
“别让冷气欺负人。”他说。
团队已经坐齐了，小林抱着笔记本电脑，小李正往白板上贴便利贴，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德国技术”“日本管理”“北欧环保标准”……
“今天不聊招聘了。”刘好仃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咱们的‘寻光者’已经进门了，接下来，得送他们出门。”
小林抬头：“送哪儿？”
“出国。”
空气静了半秒，接着小李“啊”了一声，笔掉在桌上。
“不是说好等明年吗？”
“等不了。”刘好仃指了指窗外，“昨天北大那个小伙子问我能不能提前来厂里摸生产线。我说能。但他摸完生产线，下一步呢？难道让他一辈子只摸咱们这一条？”
他顿了顿，声音轻了些：“咱们的光，得让他也看看冰岛的风、德国的精度、日本的细节。不走出去，怎么知道自己的光够不够亮？”
小林眨眨眼：“可有人怕出国。”
“怕？”刘好仃笑了，“谁不怕？我第一次坐飞机，手心全是汗，还以为安检仪会把我吞了。可现在呢？我连空姐端咖啡的手抖几下都能看出来。”
会议室里笑成一片。
“所以，”他正色道，“我们不光送人出去，还得让人安心出去。”
他翻开笔记本，一条条念：“家属每月一次探亲补贴，孩子上学优先安排托管班，出国前统一买保险，厂里派专人对接海外基地——对了，小林，你表哥不是在法兰克福做翻译吗？让他当我们的‘文化辅导员’。”
小林一愣：“您连这都想到了？”
“我想的不是多，是早。”刘好仃合上本子，“咱们送人出去，不是让他们镀层金回来，是让他们把别人的火种带回来，重新点燃咱们的炉子。”
白板上，小李悄悄加了一行字：“光的故事会 × 海外篇”。
刘好仃瞥了一眼，没说话，嘴角却翘了翘。
选拔开始了。
报名表收上来三十多份，比预期多出一倍。刘好仃翻着名单，发现不少老员工也递了申请，其中还有个在质检岗干了二十年的老王，附了张手写信：“刘工，我这辈子就见过两种玻璃——进厂的和出厂的。我想看看，世界上是不是还有第三种。”
筛选标准很快定下来：技术基础、学习意愿、英语听说、团队协作。笔试考专业，面试问想法。
轮到小张时，他站在会议室中央，背有点驼，像扛着什么。
“你英语怎么样？”小李问。
“四级，考了三次。”小张挠头，“听力还行，就是一开口，舌头打结。”
“那你还敢报？”
“敢。”他抬头，“我在车间修了八年设备，知道咱们的机器哪儿喘气，哪儿咳嗽。我想去德国看看，他们的机器是不是也这样。”
刘好仃在本子上画了个勾。
下一个是小陈，研发部新来的，戴眼镜，说话快。
“我觉得咱们的涂层技术，其实可以往‘情绪响应’方向走。”她语速飞快，“我在论文里看到，荷兰有实验室在做光波与脑电波的互动实验，如果能结合，咱们的玻璃就不只是材料，是媒介。”
刘好仃盯着她看了三秒，忽然问：“你怕不怕冷？”
“啊？”
“荷兰冬天湿冷，风像刀子。你要是去了，可能得一边打喷嚏一边做实验。”
小陈愣了下，笑了：“那我多穿点。反正脑子热，就不觉得冷。”
又一个勾。
最后一轮面试结束，名单定了：八个人，四个技术，两个研发，一个质检，一个工艺。平均年龄三十四，最老的四十八，最年轻的二十六。
刘好仃把名单贴在公告栏时，有人路过，念出声：“这阵容，像不像一支去踢世界杯的队？”
他回头一笑：“比世界杯重要。这是去点亮世界的预选赛。”
出发那天，天气晴得发脆。
八个人穿着新发的工装，站在厂门口合影。刘好仃特意让他们每人手里拿一块小样玻璃，对着太阳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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