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办公室的百叶窗还没拉开，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刘好仃的旧皮鞋上画出几道横线，像谁拿尺子比着画的五线谱。他没急着开灯，而是先翻出昨晚打印好的参展资料，一页一页检查——纸张厚薄不均，有几张还带着打印机刚醒来的脾气，墨迹有点糊。
阿芳来得比平时早，头发扎得有点歪，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肠粉，香味飘到第三排工位还在发力。
“刘哥，我……我把‘越南’写成‘泰国’那事儿，今天必须补救。”她把肠粉放在桌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刚蒸出来的米皮一样扎实。
刘好仃头也没抬，手指点了点其中一份文件：“嗯，我已经改了。你负责更新数据库，顺便把错印的材料都收回来，别让外人以为我们连自己要去哪儿都搞不清。”
他说完，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夹进展览手册的封皮内侧，动作轻得像给老朋友盖被子。
“这不是丢脸的事儿，是提醒。”他顿了顿，“以前我们怕花钱不敢试，现在我们怕错过不敢拖。钥匙造出来了，得亲手递给人家看看。”
阿芳点点头，把肠粉推过去一点：“您吃点？”
“不吃。”他笑，“等找到第一个愿意跟我们握手的人，再吃。”
九点整，团队集合在展厅门口，像一群第一次进城的学生。小林穿着新买的衬衫，领口扣错了扣子；小李抱着笔记本电脑，仿佛要去参加编程大赛；小张则拎着一大包样品玻璃片，边走边嘀咕：“这玩意儿要是碎了，我工资都不够赔。”
刘好仃没批评谁，只把每人名字对应的国家贴纸贴在胸口——德国、越南、阿联酋，三个颜色，三种心情。
“记住，今天不是推销，是听。”他指着耳朵，“谁听得懂对方没说出口的话，谁就离门最近。”
展会第一天，人多得像菜市场赶集。越南展位前，小林因为一个手势差点冷场——他比了个“OK”，对方愣住，随后笑着摆手，用翻译软件打出一行字：“我们这儿这手势意思是……嗯，不太好说。”
刘好仃赶过来，掏出手机翻译软件，输入：“抱歉，我们还在学你们的语言和习惯。”对方笑了，主动递名片，还塞了块当地糖果给他。
“看，”他对小林说，“心里有地图，手才稳。地图错了，走得再快也是绕圈。”
中午休息时，阿芳坐在展馆外的长椅上啃饭团，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她在角落画了个小锁，旁边写：“门不对，白搭。”字迹有点歪，但很用力，像是写给自己看的。
下午三点，她主动找到刘好仃：“刘哥，泰国那边其实也有机会，虽然不是试点，但我们能不能顺带留个联系方式？万一以后用得上呢？”
他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红笔，在她的笔记本上圈了那个“锁”，然后在旁边加了个钥匙图案。
“行，你去留。”
傍晚七点，酒店会议室灯光亮着，像一颗不肯睡的小太阳。大家围坐一圈，轮流汇报“最有合作可能的信号”：谁主动问产品细节、谁加了微信、谁说“下次来我们国家看看”。
讨论到阿联酋那家企业时，意见又分成了两派。有人说成本太高，不如先放一放；有人觉得响应速度快，值得赌一把。
刘好仃没打断，起身拿白板笔，重新画出那个三角模型——稳局、破局、跳板。他指着阿联酋的位置：“它在这儿，高成本快见效，不是孤注一掷，是跳板。我们要的不是马上赚钱，是有人愿意拉我们一把，跨过第一道坎。”
他定下规则：所有名单分ABC三级，A类明天发邮件跟进，B类观察一周，C类存档备查。
“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咱们现在是找门，不是破门。”
阿芳低头记笔记，手指有点酸，脑袋也有点沉。她在“A类”名单下写下越南那家企业的名字时，手一滑，又差点写成“泰国”。
这次她自己发现了，轻轻“哎”了一声。
刘好仃听见了，没说什么，只顺手把今天收到的第一张外文名片贴在白板“越南”区域中央。名片边缘有点卷，像是被人握了很久才递出来。
“这就是起点。”他说，“不是终点，也不是保险箱，就是一个开始。”
阿芳看着那张名片，忽然觉得，原来找钥匙的路上，不怕走错一步，怕的是不敢迈出第一步。
晚上九点，大家陆续离开。刘好仃最后一个走，顺手关灯。走廊灯光昏黄，照着他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不肯倒下的旗杆。
他站在电梯口等，手里还拿着那份泛黄的旧计划书。纸页粗糙，边角卷起，像一本被遗忘的小说。
电梯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
他走进去，按下“1”楼。
就在门即将合拢的一刹那，他忽然转身，把那张外文名片从白板上揭下来，小心翼翼夹进旧文件夹里。
“以前是我们怕花钱。”他低声说，“现在是我们怕错过。”
电梯开始下降，灯光在他脸上晃动，像水面波纹。
他的手指轻轻敲着文件夹封面，节奏平稳，像车间里老师傅打磨玻璃的节奏。
心里平，手才稳。
门不对，白搭；但至少，我们已经在找钥匙的路上了。
电梯“叮”一声停住，门缓缓打开。
门外站着一个穿制服的酒店服务员，手里捧着一叠资料，抬头看他。
刘好仃迈出一步，把文件夹抱紧了些。
服务员问：“先生，请问您是参加建材展的刘先生吗？有人留了东西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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