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江南官员话音刚落，便有三两个同是江南籍贯的官员接连出列，纷纷附和。
头一个上前的，捧着《论语》便道：“方才李大人所言极是！圣人云‘有教无类’，倭人虽非我族类，既已臣服，便该施以教化，而非一味禁制。若能以诗书礼义导之，久而久之，其习性自会转变，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紧接着又有一人接口，引了《孟子》中的话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便是仁心的道理。倭地百姓遭逢国破，本就可怜，若再加以苛待，岂非得罪了上天好生之德？我大明乃礼仪之邦，当有容人之量，让他们感念圣恩，方能真心归附。”
末了还有个官员补充道：“再者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过严则易生变。缓缓放开限制，既显陛下仁德，又能安抚人心，何乐而不为？杨大人忧心过甚，反倒失了从容。”
这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尽是儒家典籍中的道理，句句往“仁德”“教化”上靠，一时间倒让殿上的议论偏向了他们那边。
朱元璋眉头微蹙，目光扫过殿中争论不休的群臣，最后落在一旁始终默不作声的刘伯温身上，沉声道：“刘基，你怎么看？”
刘伯温缓步出列，躬身道：“陛下，倭人狼子野心，非一日之寒，其心难测，断不可全信，这是实情。”
他话锋一转，又道，“但若诸位大人执意要放宽限制，也需立下明确章程，定死规矩——譬如贸易需在指定口岸，往来之人需登记造册，一举一动皆有官吏监视，稍有异动便即刻收紧，绝不能给他们可乘之机。”
他顿了顿，语气坚定：“宽，是权宜；严，是根本。无规矩的宽纵，便是养祸；有约束的松动，或可暂安。终究是防着些好，莫要让一时之仁，坏了长远的安稳。”
这番话不偏不倚，既点出了倭人的隐患，又给了松动限制的可行之法，朱元璋听着，缓缓点了点头，似是认可了这说法。
江南那几位官员听刘伯温说完，脸上仍有不甘。
先前领头的李姓官员又要出列，想再引几句“中庸之道”争取放宽章程的尺度，刚要开口，却被朱元璋一声冷哼打断：“够了！”
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朱元璋目光如炬，扫过那几位江南官员：“刘基的话，已说得明明白白——宽要有边，放要有度。尔等只知引经据典谈‘仁’，却忘了‘仁’字之前，先有‘国’！若放得没了规矩，他日倭人再乱，尔等谁能担责？”
他一拍龙椅扶手，沉声道：“就依刘基所言，着吏部、户部会同兵部，三日内拟出章程，条条框框都给朕写死了！再有谁敢多言，休怪朕不念情面！”
那几位江南官员被噎得满脸通红，喏喏地退了回去，再不敢多嘴。
殿上众人见龙颜已决，也都敛声屏气，不敢再有异议。
几日后，刘伯温、杨宪并内阁几位大臣聚在一处，将那章程细细敲定。
最终定下：可放宽对倭人的限制，允他们在倭岛上重操旧业，垦田耕种，自谋生路。
只是这宽限之中，处处藏着约束。
杨宪在旁冷声道：“要让他们活，却不能让他们活得太舒坦！赋税、徭役，桩桩件件都得比我大明境内百姓多上五成。一来是惩戒他们过往的恶行，二来也能磨磨他们的锐气，断了他们轻易生事的念头。”
刘伯温点头应道：“此说在理。赋税加重，既显朝廷威严，又能让他们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妄动。且需明文规定，耕种的田亩、交易的货物，都得由官府登记在册，时时查验。稍有违规，即刻收回宽限，从重处置。”
众人商议已定，将这章程誊抄清楚，呈给朱元璋御览。
那章程里，宽宥与严苛并立，既要让倭人有口饭吃，又要让他们时刻记着臣服的本分，断无翻身作乱的可能。
几日后朝会，内侍捧着章程，尖细的嗓音在殿上回荡，将那加重五成赋税的条款念得明明白白。
话音刚落，先前那几位江南官员便按捺不住。
姓李的官员再次出列，眉头紧锁道：“陛下，此章程怕是不妥！倭人既已归降，当以怀柔安抚为主，赋税加重五成，未免太过严苛，恐让他们心生怨怼，反倒不利于安稳。圣人云‘苛政猛于虎’，还望陛下三思。”
另一位官员也附和道：“正是！过重的赋税容易激起民变，不如从轻定夺，让他们感念圣恩，方能真心归附。若一味用强，怕是与‘仁德’二字相悖啊。”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仍是抱着儒家那套“怀柔”的说辞，觉得这章程太过严厉，想劝朱元璋改改主意。
殿上众人目光交错，有的赞同江南官员之语，有的则觉得杨宪、刘伯温考虑得更周全，一时又起了些议论。
杨宪听得那些江南官员又在念叨“怀柔”“仁德”，心头火起，跨前一步，声音如雷：“你们倒会说漂亮话！当年倭人在沿海烧杀抢掠，多少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时你们怎么不出来念‘仁德’？如今倒替他们喊冤叫屈，做起好人来！难不成这些倭人是你们的亲爹，值得你们这般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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