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花住的筒子楼是出了名的“神仙地界”，倒不是说风水多好，主要是住这儿的都像修炼成精的老物件，几十年雷打不动。就说隔壁的王老太，以前总爱在阳台养十几盆仙人掌，说是能挡“不干净的东西”，结果去年冬天走得突然，仙人掌冻死了大半，剩下几盆蔫头耷脑的，倒像是在替谁守着空屋子。
王老太走后，那间屋空了仨月，阿花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倒不是有多想念王老太半夜咳嗽的动静，主要是没人跟她抢公共水龙头了。阿花这人有点小洁癖，见不得水龙头上挂着黏糊糊的菜叶，以前总跟王老太念叨“您老洗完菜冲干净点”，王老太耳朵背，每次都回“你说啥？这天儿是要下雨？”一来二去，倒成了阿花生活里必不可少的背景音。
所以当楼长老李头敲开她家门，说新邻居明天就搬来的时候，阿花正蹲在地上擦自家门槛，手里的抹布挥得跟打太极似的：“哦？新邻居啊？是年轻人还是老两口？我跟你说老李头，可别来个爱唱卡拉OK的，上次三楼那小年轻……”
“是个男同志，姓赵，看着挺老实的。”老李头吧嗒着旱烟，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说是在附近修钟表，作息估计挺规律。”
阿花这才放心，修钟表的好啊，心思细，手脚轻，总不能拿着螺丝刀在半夜敲墙。她甚至琢磨着，等人家搬来那天，端碗自己腌的酸豆角过去，邻里邻居的，总得搭个话。
第二天一早，阿花就听见隔壁有动静。不是搬家公司那种哐当哐当的闹腾，而是一种很轻的、断断续续的响动，像是有人在用指甲盖刮墙，又像是用线绳勒什么东西，“吱……吱呀……”的，听得人牙酸。她扒着猫眼往外瞅，楼道里堆着几个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大纸箱，箱角磨得发白，上面没写任何地址姓名，只在侧面用黑马克笔歪歪扭扭画了个十字。
“嘿，这搬家还搞得挺神秘。”阿花撇撇嘴，转身去厨房翻酸豆角坛子。坛口的泥封有点干硬，她费了点劲才撬开，一股酸香混着点霉味飘出来——上次下雨阳台漏了点水，坛子底沾了些，倒也不碍事。
中午的时候，新邻居露面了。阿花正好拎着菜篮子回来，在楼道拐角撞见他。男人看着三十出头，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脸是真黄，不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是像放久了的橘子皮，透着股子死气沉沉的蜡黄。他手里拎着个黑布袋子，沉甸甸的，走路时肩膀一高一低，像是受过伤。
“哟，是新搬来的赵师傅吧？我住隔壁，叫我阿花就行。”阿花笑得热情，把手里的一把小葱递过去，“刚买的，新鲜，拿着尝尝。”
男人抬起头，阿花这才看清他的眼睛。眼球像是蒙了层白雾，看人的时候总往斜下方瞟，像是在瞅你脚边的蚂蚁。他没接小葱，只是喉咙里“嗯”了一声，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然后低着头匆匆擦肩而过。黑布袋子蹭过阿花的菜篮子，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像是撞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这人……咋跟庙里的泥菩萨似的，闷葫芦一个。”阿花看着他的背影嘟囔，低头看了眼自己手里的小葱，悻悻地塞回篮子里。
头两天倒相安无事。赵师傅似乎真如老李头说的那般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门，傍晚五点半准时回来。他从不跟楼道里的人搭话，开门关门都轻得像猫，只有阿花这种觉浅的，能听见他屋里偶尔传来的响动。
先是晚上十一点多，像是有人在用钝刀子锯木头，“吱——嘎——吱——嘎——”，断断续续的，锯几下停一会儿，停的时候能听见很轻的、像是数数的声音，“一、二、三……”数得又慢又含糊。阿花起初以为他在修家具，还跟对门的张大妈念叨：“这赵师傅还挺能干，半夜还干活呢。”张大妈耳朵背，只当她夸人，乐呵呵地应着。
过了两天，锯木头的声音停了，改成了“咔哒、咔哒”的声儿，像是有人在用算盘，又像是用指甲盖敲桌面。这声音比锯木头声更磨人，尤其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一下一下敲在人心尖上。阿花数着数着就失眠了，瞪着天花板琢磨，修钟表的师傅，难道半夜还在练手艺？
更奇怪的是赵师傅门口的东西。筒子楼的人都爱在门口放双拖鞋、堆个纸箱子什么的，赵师傅门口却总摆着个半旧的藤编筐，筐里铺着层黑布，每天早上他出门前，都会往筐里放些东西。阿花早起倒垃圾时偷看过，有时是几块碎骨头，白森森的，看着不像猪骨也不像鸡骨；有时是些揉成团的黄纸，上面沾着黑糊糊的东西，闻着有点像烧过的煤渣。
有天阿花去公共水龙头接水，正好碰见赵师傅在洗东西。他蹲在地上，背对着楼道，手里搓着块灰扑扑的布。水龙头开得很小，水流顺着布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阿花咳嗽了一声，赵师傅猛地回过头，手里的布“啪嗒”掉在地上。那布摊开的瞬间，阿花看见上面沾着些暗红的斑点，像是干涸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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