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虽为满洲国皇帝，实则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提线木偶。
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从一开始就和溥仪无关，日本人不会把枪杆子交到他手中。
他的“统治”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溥仪在成为伪满洲国“执政者”后，（注意，最初他想在沈阳，也就是奉天称帝，暂时还没去长春）
1932年3月10日，他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秘密协议——“汤岗子温泉密约”。
（密约是在辽宁鞍山汤岗子温泉签订的，故命名）
溥仪想要的军事权力，日本人岂能放手？
“汤岗子温泉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
2. 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
3. 任命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4. 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
另外，关东军通过设立“总务厅”作为伪满的实际统治核心，
所有政策、法令均需经总务厅批准，溥仪的“御批”只是形式。
1934年，溥仪被日本人指定在长春称帝时，关东军为他设计了“即位大典”，
当时溥仪吃惊问，“登基大典难道不按祖制吗？”
“陛下，你要顾全大局，满洲国首先是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要按符合日本的流程。”
关东军严格规定仪式流程必须体现“日满一体”。
他被迫穿着关东军指定的“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而非清朝皇帝的龙袍，
甚至连祭天仪式都要加入对日本天照大神的供奉——这是日本试图从精神上同化东北民众的手段。
溥仪虽不情愿，却只能照做。
在日常政务中，溥仪的“决策权”被彻底架空。
据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每次“国务会议”，
关东军参谋长或总务厅长官都会提前将“议题”和“结论”告知他，他的任务只是“宣读”而已。
1935年，他想任命自己的亲信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却被关东军以“郑孝胥过于维护满洲利益”为由否决，最终换上了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张景惠。
（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盟兄弟，此时成了汉奸）
甚至溥仪私人生活也被关东军监视和安排。
彼时，婉蓉因出轨和吸食鸦片，整天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溥仪对他厌恶至极，将其打入冷宫，其皇后之位形同虚设。
日本人为了安插一名间谍，主动为溥仪介绍日本女性为妻子，
而此时，溥仪的亲属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此人就是谭玉玲。
当时谭玉龄年仅17岁，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姓他他拉氏，后改姓谭），她正在北京某中学读书。
溥仪见她长得温柔大方，说起话来细声细语，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因此一见钟情。
基于此，溥仪回绝了关东军为他选日本女孩子的要求，
他怕被日本女人监视和威胁到自身安全。
1937年8月18日，溥仪在这个黄道吉日，隆重将谭玉玲迎娶进宫，
封其为“祥贵人”，两人由此建立婚姻关系。
谭玉龄的父亲谭庆林曾在清末担任过武官，家境属于中等，
虽非顶级豪门，但有着一定的传统礼教背景。
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关系较为和睦。
她性格开朗，对溥仪也很体贴，成为溥仪在傀儡皇宫中，少数能给他慰藉的人之一。
不过好景不长。
1942年，谭玉龄突然病逝（死因存在争议，有说法认为与日本关东军的干预有关），
死时年仅22岁，溥仪对此十分悲痛。
伪满宫廷内遍布关东军安插的“眼线”，其中最着名的是吉冈安直。
吉冈几乎寸步不离溥仪，他的职责是“指导”溥仪的言行，
小到日常饮食，大到外交活动，都必须经吉冈同意。
溥仪曾想私下与前清旧臣会面，吉冈会直接闯入房间打断，理由是“防止无关人员干扰日满合作”。
…………
这样的日子，绝不是溥仪想要的，他始终抱有“恢复大清”的幻想，试图利用伪满的身份争取实际权力，
“不行，我要反抗！”
为此，溥仪进行过几次微弱的反抗，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尝试在1933年。
当时伪满州国刚成立不久，溥仪想效仿清朝旧制，设立“宗人府”管理满族事务，试图拉拢前清遗老巩固自己的势力。
关东军得知后，以“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国家，不应突出满族”为由拒绝，
还警告他“不得再提恢复清朝旧制的任何想法”。
溥仪只能放弃，甚至不敢公开表达不满。
第二次是1937年谭玉龄入宫后。
谭玉龄是溥仪亲自挑选的“祥贵人”，两人感情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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