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对于宗藩制度的改革可谓是雷厉风行且一针见血，直接命中问题的关键所在。历经两百多年的国祚传承，在宗人府的典籍之上，诸如亲王、郡王这类高等爵位被详细记录下来的数量竟多达上万名之众。然而，当时间推进至天启年间时，实际上还存活着的此类爵位持有者却不足千人。即便他们再怎么挥霍无度地享用俸禄，也决然不可能仅凭此就将偌大的大明王朝吃到穷困潦倒的地步。
真正迫使大明王朝不得不持续针对宗藩制度展开改革，并致力于优化其宗禄分配的原因，竟然出乎意料地出自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将军与中尉等六级爵位。在长达两百年的繁衍生息进程中，这六级爵位所涵盖的人数已然高达十几万之多！正是这群人，犹如蝗虫过境一般，将国家的财政资源蚕食殆尽，致使整个国家几近陷入破产的绝境。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朱由校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决断力。他毅然决然地下令一举废除了其中后三级的爵位。这一举措不仅成功地为国家卸下了五万余人的宗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它相当于为国家凭空增添了整整五万个有学识、有可能通过科举入仕为官从而为国效力的读书人。
对于这些人，朱由校并没有一棍子将其全部打死。毕竟这些人有的还是嗷嗷待哺的幼童，有些则是已经年过半百的老者，出外自谋生路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有些苛待了。于是，新规中也有一条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条款。那就是在宗人府记载的宗藩名录上的十二岁以下幼童，朝廷照例给予适当的抚养费，满十二岁以后朝廷将不再支付抚养费。而满五十岁的老者，当地州、府、县三级官府通过考试录取一些擅长书画、毛笔字、懂经书之人进官学，亲王府同样可以通过考试录取一些有用之人进宗学。
倘若本地政府所设定的招录名额已满员，那么这些人员便可被外派至本省其他区域的官方学府以及宗族学府。不仅如此，最远甚至能够送达如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地，这些地方的文学发展相对而言并不昌盛。而将这些人员派遣过去，无疑可以极大地充实当地的教育力量。
要知道，每个省份的学政使司绝非只是一个空架子般的存在。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其政绩的评判标准并非是本省征收了多少税款银两，亦或是取得了多少次胜利的战役，评判他们的政绩的唯一途径就是，他们究竟为国家成功输送了多少优秀的人才，以及其所管辖之下的各个州府县城是否均已设立起了不同级别的官方学府。
毕竟在当今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资源莫过于人才。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满腹经纶、熟读诗书的读书人们却甚少情愿放下身段去从事启蒙教育工作。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对身外事充耳不闻，一心一意地沉浸于阅读圣贤之书当中。
正如前文曾经提及到的那般，宗藩们的爵位绝非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取得到的。想要获得这一殊荣，必须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考验才行。虽说这些考验相对来说还算较为简单，但若是自身不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储备量，那么就连最基本的考核关卡恐怕都难以顺利通过。如此一来，朝廷自然不可能这般随意地将爵位白白赠予他人。
要知道，负责考核的考官乃是对宗藩心怀极度憎恶的文官集团，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丝毫通融和偏袒的可能性。所以，对于那些年事已高之人有一定才学的，朱由校为他们谋求的这一条活路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而相比之下，朱由校对那些年龄未满十二岁的幼童则更为关注。因为这些孩子尚处于成长阶段，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为了鼓励宗藩家庭送幼童入学读书，朱由校特别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凡是愿意将自家孩子送入当地官学就读的家庭，不仅可以免除孩子在校期间的所有费用，而且如果孩子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还能够获得来自朝廷的丰厚赏赐。这样一来，既能减轻失去宗禄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能激发幼童们努力学习的积极性。
然而，对于那些不愿意让孩子进入官学的家庭，朝廷也并非毫无举措。针对这类情况，将会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比如减半甚至直接取消幼童的抚养费。这种方式虽然看似有些强硬，但实际上却是朱由校推行大明版强制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更多宗藩家庭重视子嗣的教育问题，从而使得这些自幼就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孩子们未来能有机会进入仕途。
不得不说，朱由校此举可谓意义深远。他从宗藩改革，试水义务教育，在未来条件成熟，再推行全民教育。他深知只有实现全民接受教育，才有可能打破士绅阶级长期以来对科举制度的垄断局面。尽管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无论成功与否，至少能够有效提升全民素质。当全体国民都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必然会得到整体性的推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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