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深谋远虑且考虑周全的朱由校，秘密的向登莱水师总兵沈有容、浙江水师总兵李旦以及福建水师总兵颜思齐这三位重要将领下达了一道机密圣旨。命令他们率领各自麾下的船队，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罗巴各国舰队以雷霆之势严厉地打击那些猖獗于海上的走私行径，并同时要求他们全力配合朝廷派遣到江南的工作组开展行动。
此时的局势颇为复杂，由于江南地区的漕粮运输线路被截断，导致运河之上的船只变得异常稀少。然而，这种情况却恰好给了这群离京前往江南执行任务的工作组提供了一个更为理想的选择。其中，满桂亲自率领着新军第一师骑兵营通过陆路离开京城，而其他上万名人员则乘坐庞大船队，沿着水路徐徐前行，向着江南之行的首站——南直隶扬州府进发。
为何会将扬州作为此次行程的第一站呢？其实这里面有着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首先，扬州府乃是南直隶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府城，它汇聚了几乎整个江南百分之八十的盐商。要知道，在泰昌元年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所收取到的盐课税银总数仅仅只有区区二百五十万两而已，单单南直隶一地的盐课贡献就高达百分之九十之多！由此可见，此地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盐课重地。将第一站选定在这里，可以起到直接威慑整个南直隶官场的显着作用。
其二，扬州是商业重镇，丝绸、茶叶之名闻名天下，海上贸易，百分之六十的商品皆为此地供给，此次彻查偷税、漏税，以及海关税收，扬州绝对是重灾区，也是重中之重。
所以，无论轻重缓急，扬州是顾秉谦、魏忠贤、满桂们江南行需要啃的第一根硬骨头。
明朝开国时期，为了填补九边粮食运输难困境，实行了开中法，征召商人运粮为国家节省大量开支，并且又能保证边防粮饷充实，而国家则给予商人食盐作为补偿，双方均得利。
万历四十五年（1617）开始，明朝开始实行“盐纲法”。所谓盐纲法，就是将全年的食盐份额分为十份，编制十个册子，一个册子被称为一纲，交由商人承包。简而言之，明朝放弃了官方垄断食盐买卖的做法，改为“承包责任制”，由官方向盐业承包商收取税收赚取利润。但此条法案执行四年以来，并未给国家增加盐税，只是厚了盐商的腰包。
这里的一纲等于是二十万引，一引为三百斤，也就是说一纲就是六千万斤，十纲为六亿斤，按照明朝规定的盐税，每斤二十二文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等于一千文钱，朝廷应该可以收到一千三百二十万两盐税，可实际只收到了二百五十万两，也就是说每斤盐实际缴纳的盐税仅为四文钱，也可以说仅有两成不到的盐正常缴纳了盐税。
可销售价为多少呢？史料记载，明朝盐的零售价约等于三钱银子，那么六亿斤盐可以卖出一亿八千万两白银，扣除盐税，以及盐丁的支出，盐商每年有着将近一亿六千万两的收入。当然，这些银子还得分润给地方官员、勋贵、盐政等等。就算如此，此等收益之恐怖，税银流失之巨，世所罕见。
而全国十纲，江南盐商独占其六，一年也有着亿两白银的收益。扬州之富，全国举首并不为过。
深切知道这点的魏忠贤是恨不得插上翅膀立马飞到扬州，于是，在他的不断催促下，原本需要十天时间方可抵达扬州的一行人，仅用去了七日便抵达了扬州码头。
魏忠贤可不管别的，直接下令随行的锦衣卫指挥同知田尔耕将扬州所有官员全部收押，随着数百名锦衣卫校尉将在码头迎接天使的百余名各级官员全部羁押，上至南直隶承宣布政使，下至扬州各县县令，无一幸免。
同时，他命令新一师的杂役营迅速缴械了扬州府衙以及卫所兵的武器，并关闭所有城门；长茅营与火炮营上城墙防守；火枪营与刀盾营全城戒严，镇压宵小。
随后，他小手一挥，东厂理刑官孙云鹤率领的一百名东厂番子就开始了连夜审讯。
为了避嫌，顾秉谦率领着文官队伍在锦衣卫一个千户所以及先行抵达的骑兵营的保护下，继续乘船往南京而去。将扬州城扔给了魏忠贤，由他负责祸害。
魏忠贤的举动让扬州城的盐商们也就是本地士绅们又惊又怒，原来朝廷派大军过来可不是来讲道理的，于是扬州城不断出现骚动。
自古以来盐商都非善类，古之程咬金、黄巢都是当时响当当的私盐贩子。扬州盐商就更别说了，都是出自民风彪悍的徽州一带，自然是不会那么温顺了。
本来魏忠贤就是带着特殊任务而来，你不闹事他还不知道如何演下去，盐商的闹事，正中他下怀。
魏忠贤的倒行逆施，不管影响，直接将迎接天使的各级官员全部收押之举，不到两日便传遍整个江南。
数百道弹劾奏章像雪花一般直接飞向了内阁，叶向高等几人眼皮直跳，无奈，只能求见皇帝，却被告知，皇帝领着后妃三人去上林苑打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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