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独自去了陵园管理处。那处精心挑选、价值十三万的双穴墓地，安静地躺在宣传册精美的页面上。曾经，我以为那会是我们漫长旅程后最终的归宿，一个并列而眠的句点。如今看来，不过是场昂贵的讽刺。十三万，能做多少事？能填补多少生活的窟窿？我毫不犹豫地办理了退购手续。
丈夫的骨灰，最终被草草安葬在城郊一处价格低廉、管理粗疏的公共墓园角落。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有一个潦草的编号。第二年清明刚过，我试图去寻找那个编号，却在迷宫般相似的狭窄过道里彻底迷失了方向。那些冰冷的水泥格子间，面目模糊，毫无特征。罢了，我站在杂乱无章的墓碑之间，四顾茫然，最终放弃了寻找。他生前大概就厌倦了与我绑缚的日子，死后又怎会愿意见我？这样也好，尘归尘，土归土，我孑然一身，正好清清静静地过我自己的日子。
法庭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我聘请的律师条理清晰，将那一叠叠银行流水、购房合同、产权证明以及债主们确认借款用途的证言，如同冰冷的铁证链条，一环扣一环地呈现在法官面前。每一次举证，都像在解剖一具名为“婚姻”的尸体，将其中腐烂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叫小曼的女人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越来越白。当律师展示出别墅购买合同上她的签名，以及丈夫手机里那些露骨信息时，她精心构筑的防线终于崩塌。她突然失控地尖叫起来，指着空气，仿佛丈夫的幽灵就站在那里：“是他骗我！他说他老婆……说你们早就没感情了！他说那铺子他也有份！说以后什么都是我和儿子的！全是他的鬼话！现在他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背这身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她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像个被抢走糖果又反被诬陷的孩子。
法官的法槌重重落下，声音回荡在肃穆的法庭里：“经查，债务系被告李XX（亡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征得原告同意，擅自举借，且所借款项明确用于购置不动产并登记于案外人张小曼名下。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法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不负清偿责任。关于张小曼所主张的非婚生子继承权，其可另案主张分割李XX遗产中其个人财产部分。但涉案别墅，系用上述非法债务购置，其产权合法性存疑，不纳入本次遗产分割范围。相关债权人可向实际使用人张小曼及李XX遗产继承人另行主张权利……”
判决词冰冷而准确，每一个字都像钉子，将小曼最后的希望钉死在棺木上。她瘫坐在椅子上，昂贵的套装也掩不住浑身的颤抖，昂贵的套装也掩不住浑身的颤抖，脸上精致的妆容被泪水冲刷出狼狈的沟壑，方才那点强撑的气势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空洞的绝望。她死死盯着我，那目光淬了毒，混杂着滔天的恨意和一种被彻底掠夺后的茫然。
债主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判决书墨迹未干，便迫不及待地调转矛头，将小曼团团围住。讨债的吼声、小曼尖利的哭骂和辩解，在法庭门口狭窄的走廊里混作一团，嗡嗡地撞击着墙壁，引来无数侧目。我目不斜视，拎着装着判决书的文件袋，脊背挺得笔直，从这片令人窒息的混乱边缘穿过。律师低声提醒后续可能还有关于遗产分割的诉讼，我点点头，脚步却没有丝毫停顿。那扇厚重的、隔绝了喧嚣的法院大门在身后合拢的瞬间，外面世界的光线和噪音猛地涌进来，竟让我感到一阵短暂的眩晕和解脱般的虚浮。阳光刺眼，空气里漂浮着春天特有的尘埃味道。
我没有回家。心像被掏空了一块，又被冰冷的铁块填满，沉甸甸地坠着。脚步有自己的意志，将我带到了那个他曾躺了半年、耗尽我所有气力的医院楼下。抬头望向那熟悉的、他曾住过的病房窗口，玻璃反射着正午刺目的阳光，一片白茫茫。恍惚间，那单调、冰冷、象征生命苟延残喘的“嘀——嘀——”声，仿佛又穿透玻璃，固执地钻进我的耳朵里。这声音曾是我半年生活的全部背景音，是绝望的计时器。如今听来，却像是对我那场自我感动的巨大付出的无情嘲笑。原来那日复一日的守护，那自以为是的“不离不弃”，在另一个女人和那座隐秘的别墅面前，廉价得不如尘埃。那半年的耗尽心血，不过是为一个早已背叛我的人，看守着一具早已背叛了我的躯壳。多么荒谬，多么巨大的讽刺！
我没有去那个廉价公墓。骨灰盒被我取了出来，一个粗糙的、毫无温度的陶罐。我捧着它，坐了很久的公交车，一直坐到城市边缘那片巨大的、正在被挖掘机蚕食的废墟地带。这里曾是我父母的老宅所在，承载着我童年所有烟火气的记忆，如今只剩断壁残垣。巨大的黄色挖掘机在不远处轰鸣，机械臂起落，啃噬着残留的砖石，尘土在夕阳的光柱里飞扬。
我走到一片相对平整的瓦砾堆上，停下脚步。没有仪式，没有眼泪，甚至连一句告别的话都嫌多余。我平静地，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决绝，拔掉了那个廉价陶罐的盖子。灰白色的粉末混杂着细小的骨殖碎片暴露在傍晚的风里。风立刻卷起它们，像扬起一把干燥的沙尘。我手腕翻转，将罐口向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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