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春的上海，黄浦江上弥漫着的潮湿雾气，犹如一张巨大且朦胧的网，笼罩着这座繁华却又充满苦难的城市。那雾气看似轻柔，仿佛给城市蒙上了一层薄纱，可却怎么也遮掩不住背后涌动着的诸多暗潮，恰似平静海面下潜藏的汹涌暗流，随时都可能掀起惊涛骇浪。
十八岁的杜志远，身材虽还算结实，但长期的劳作与营养不良，让他显得有些清瘦。此刻，他正扛着沉重的麻袋，那麻袋压得他的肩膀生疼，每走一步，脚下潮湿的木板便发出“嘎吱”的声响，仿佛在痛苦地呻吟，又好似不堪重负，下一秒就要断裂开来。汗水早已如细密的雨丝，浸透了他那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衫，在后背形成了一片片深色的汗渍，那汗渍混着灰尘，在衣衫上绘出了一幅生活艰辛的画卷。
码头工头王胖子，腆着个圆滚滚的肚子，手里挥舞着皮鞭，那皮鞭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凌厉的弧线，时不时甩出“啪”的一声脆响，惊得人心猛地一颤。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快点！你们这些懒骨头！洋人的货船等着卸货呢！”那粗俗的叫骂声在嘈杂的码头回荡，如同刺耳的噪音，让本就压抑的氛围更添了几分烦躁。
“志远，小心点。”父亲杜老根压低声音提醒着，他那本就佝偻的背上此刻压着两个麻袋，瘦弱的身躯在重物之下显得更加摇摇欲坠，仿佛一阵稍大些的风就能将他吹倒。他脸色蜡黄，毫无血色，岁月和繁重的劳作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每一道都写满了生活的不易。“听说今天稽查的洋人特别凶。”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又透着些许无奈，在这洋人的码头讨生活，他们这些穷苦工人，就如同蝼蚁一般，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
话音未落，一阵刺耳的汽笛声划破天际，那尖锐的声音犹如一把利刃，直直地插入人们的耳膜。英国怡和洋行的货轮“维多利亚号”缓缓靠岸，庞大的船身带起层层水波，一波又一波地拍打着码头，发出沉闷的撞击声。甲板上站着几个西装革履的洋人，他们身姿笔挺，头戴礼帽，手里拿着望远镜，正用那傲慢与不屑的眼神审视着码头，仿佛在打量着一群低等的生物，那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怜悯与尊重，有的只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爹，我去那边卸棉花，您年纪大了，搬轻些的茶叶。”杜志远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年轻的眼睛里闪烁着不甘的光芒。他望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拳头不自觉地攥紧，手背上青筋暴起，像是一条条愤怒的小蛇，随时准备择人而噬。他深知，这些洋人凭借着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肆意践踏中国人的尊严，而他们这些穷苦百姓，却只能默默忍受。
然而，命运却在此刻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毫无预兆地给这个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一击。突然，一声巨响，年久失修的货架轰然倒塌，扬起了一片尘土，那尘土弥漫开来，瞬间模糊了众人的视线。杜老根被埋在了成堆的茶叶箱下，只露出了半截身子，周围的工友们发出一阵惊呼，纷纷围了过去。
“爹！”杜志远丢下麻袋，疯了一般冲过去，全然不顾那扬起的尘土呛得他咳嗽不止。他徒手扒开木箱，尖锐的木刺扎破了他的手掌，鲜血直流，可他却浑然不觉，仿佛那手上的疼痛根本不存在一般。此刻，他的眼中只有被埋在木箱下的父亲，满心的焦急与恐惧让他的动作越发慌乱却又无比急切。当他终于抱起父亲时，老人已经气若游丝，肋骨刺穿了肺部，鲜血不断从嘴角涌出，那刺目的红色，一点点染红了胸前的衣衫，也刺痛了杜志远的心。
“孩子...记住...”杜老根沾血的手紧紧抓住儿子的衣襟，那手微微颤抖着，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眼神中透着一股决绝与坚毅，仿佛要用这最后的力气将自己的信念传递给儿子，“咱们中国人...不能一辈子...当狗...”他的声音微弱却又无比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重地敲在杜志远的心上，燃起了他内心深处那团抗争的火焰。
工头王胖子这时挤进人群，不耐烦地踢了踢杜老根的腿，嘴里嘟囔着：“晦气！死也别死在这儿啊！”那冷漠的样子，仿佛眼前倒下的不是一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工友，而是一件碍事的垃圾。他转头对赶来的洋人经理哈德森点头哈腰，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用讨好的语气说道：“意外，纯属意外，马上处理干净！”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让人看了既觉得可悲又觉得愤怒。
杜志远猛地站起来，眼中燃着怒火，那目光似要将眼前这些冷漠无情的人都焚烧殆尽。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冲着哈德森怒吼道：“我爹为你们干了二十年！现在他快死了，你们连个医生都不叫？”他的声音带着悲愤，在码头上空回荡，周围的工友们也都纷纷投来愤怒的目光，可那些洋人却依旧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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