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的汽笛声穿透晨雾，唤醒了沉睡的上海。
在浦东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宿舍里，贾当随着刺耳的起床铃声睁开了眼睛。
宿舍是简陋的筒子楼，一间屋挤着八张上下铺，住了十六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女工。
空气里混杂着廉价雪花膏、汗味和昨夜未散尽的泡面调料包气味。
她没有丝毫赖床，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坐起身，迅速而无声地穿好那套洗得发白、但依旧整洁的蓝色工装，叠好单薄的被子，拿起自己的搪瓷缸和毛巾，融入睡眼惺忪、走向公共洗漱间的人流。
冰冷的水扑在脸上，彻底驱散了睡意。
镜子里是一张依然年轻却过早褪去稚气的脸，皮肤比在四合院里时粗糙了些，眼神里的怯懦被一种沉默的坚韧取代，但也深藏着不易察觉的疏离和警惕。
这就是现在的贾当。
在上海的这两个多月，像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蜕变。
刚来时的那几天，是她人生中最惶恐无助的时刻。
揣着那点微薄的、被汗水浸透的路费，住进最便宜、鱼龙混杂的大通铺招待所，听着四面八方完全不懂的方言，吃着甜腻不合口味的饭菜，巨大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恐惧几乎将她吞噬。
她按照之前偷偷打听来的模糊地址，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去问去碰运气。
大多数时候都被不耐烦地挥手赶开，或者直接要求看本地户口和关系介绍信。
她磨破了嘴皮，也磨厚了脸皮，一次次说着“我什么都能干，能吃苦，工钱少点也行”。
最终，是现在这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大概确实是缺人，也可能是招工的老师傅看她一个外地小姑娘瘦瘦小小、眼神里却有一股不肯服输的倔强，动了些许恻隐之心，简单问了几句，又看她手指还算灵巧，才勉强把她收下了，安排在包装车间做最基础的活计，算是临时工。
第一个月的工资，少得可怜。
扣掉厂里提供的、条件简陋的宿舍费用和伙食费，几乎所剩无几。
但她一分钱都没乱花，仔细地计算着每一分钱的用途：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给搪瓷缸换了个新把，剩下的全部攒起来。
她睡在下铺，用一个旧布包当枕头，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和那点珍贵的积蓄，每晚枕着才能稍微安心。
工作极其辛苦。流水线的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单调乏味的动作。
最初几天，她的手臂和腰背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晚上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能立刻睡着。
手指被粗糙的布料和纸箱边缘划破了好几道口子，她只是默默用从厂医务室要来的胶布缠一下，继续干活。
她很少说话。
同宿舍的女工们大多来自苏北、安徽等地，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说着家乡话，分享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零食，交流着逛街看电影的心得。
贾当融不进去，也不想融进去。
她的过去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她与所有人之间。她们谈论父母兄弟、家乡风物时，她总是默默地走开，或者假装睡着。
她被称为“那个不爱说话的北方妞”。
但她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
分配给她的话，她一定做到最好，不出差错。
组长交代的事情，她记得清清楚楚。
她观察老师傅怎么做得更快更好，偷偷地学。
休息时，别人聊天打毛线，她就拿出厂里发的操作手册，一遍遍地看，虽然很多字不认识，但她能看懂图示。
慢慢地，她的效率提高了，甚至超过了一些老员工。
质检员很少能从她手里挑出毛病。
她的沉默和踏实，偶尔也会引来一丝善意。
同组一位姓赵的上海阿姨，有时会看她啃干馒头，把自己带的酱菜分她一点。
流水线的小班长看她手巧，开始教她一些更复杂工序的操作。
她依旧节省。
厂里食堂的饭菜，她总是打最便宜的素菜，米饭却吃得很多，要保证体力。
她没逛过南京路，没去过外滩，没吃过任何零食。
发工资的那天，是她唯一允许自己稍微“奢侈”一下的时候——去厂外小巷子里的理发摊，花两毛钱把过长的刘海剪短，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
或者买一袋最便宜的水果糖，在夜深人静时含一颗在嘴里，让那点廉价的甜味驱散一点乡愁和苦涩。
乡愁。
她不敢去想这个词。
四九城，四合院，母亲，妹妹……
这些影像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闯入脑海，带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她会立刻强迫自己去想奶奶的咒骂，想哥哥的自私，想那个令人窒息的、想要把她卖掉的家。
用恨意来压制思念，是她保护自己不至于崩溃的方式。
她告诉自己，出来了，就绝不能回头，也回不了头。
改变是缓慢发生的。第二个月，因为她表现出色，加班也多，拿到手的工资比第一个月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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