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当日，马尾港码头人声鼎沸，场景热烈而沉重。空气中弥漫着离愁别绪与对新生活的憧憬。大多数移民相信了“海外有田可耕”的许诺，孩童们举着写有“到诗巫种大米”的简陋纸旗奔跑嬉戏；妇女们则小心翼翼地将从家乡带来的泥土装入随身的小布袋，谓之“带乡土保平安”。年长的移民紧握着用红布包裹的祖先牌位，低声祷告，祈求祖宗庇佑；年轻的后生则围着见过世面的人，反复询问着“诗巫有没有冬天？”、“会不会想家？”等天真又沉重的问题。
黄乃裳在登船前主持了简短的仪式，焚香祭拜妈祖，祈求海路平安。随后，他振臂高呼，带领着三百多名移民齐声呐喊：“新福州，我们来啦！” 这充满希望的口号声，穿透码头的喧嚣，直冲云霄，后来被镌刻在诗巫的“黄乃裳纪念碑”上，成为历史的回响。
此次移民的费用主要由三方承担：黄乃裳个人垫付了大部分，包括船票（每人八两白银，总计二千六百一十六两）、途中十天的伙食（约一千五百两）以及医疗物资（五百两），总计约四千六百一十六两白银，几乎耗尽了他的家财；殖民政府承诺抵达后发放每户五两的“安家费”，但因官僚流程迟缓，首批移民并未能立即领取；部分家境尚可的移民家庭（如闽清米商后代）则主动缴纳了一至二两白银，用于购买额外的干粮，略作补充。
“福兴号”拉响汽笛，缓缓驶离了承载着无数乡愁的马尾港，载着三百二十七颗充满希望与忐忑的心，向着赤道以南那片被称为“诗巫”的沃土，破浪前行。
王月生站在码头上，目送着巨大的轮船缓缓驶离港口，破开平静的海面，向着南方那片充满未知与希望的土地驶去。他心中默念：“种子已经播下，且看它在这异域的土壤中，能长出怎样的果实吧。黄乃裳，诗巫……这条线，值得长期投入和观察。”
海风猎猎，吹动着他的衣角，也送走了这艘承载着三百二十七人命运与梦想的航船，驶向历史的迷雾深处。
1901年5月15日的马尾港，是“新福州”故事的起点。移民们带着福建的泥土、乡音与对土地的渴望登船，开启了跨越山海的垦荒征程。黄乃裳的组织与殖民当局的政策，共同将这场“民间移民”转化为近代中外农业合作的早期实践。正如随行乡勇林阿福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离乡，不知何时归，但想到诗巫的土地，便觉脚下有根。”
首批移民乘坐的是三百吨级的英国商船“福兴号”。条件虽简陋，但基本安全。移民们被集中安置在通风采光较差的底舱（原货物舱），用木板隔成了十个“通铺区”，铺上稻草垫便是床铺。上层甲板划定了公共活动区，设有临时厕所和饮水桶。饮食由随船雇佣的福州厨工负责，每日两餐，主要是稀粥搭配咸鱼干。黄乃裳极力强调卫生，要求“每日清扫舱底，呕吐物集中处理”，但空间狭小，航行颠簸，仍有约五十人出现了严重的晕船反应，依靠随船准备的生姜水缓解。
在王月生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黄乃裳开始将承自王月生体系（如虹溪实务学堂）的内务卫生条例、作息管理制度等在船上推行。他们利用漫长的航行时间，对移民进行系统性的培训：讲解砂拉越的地理人文、自然环境、注意事项，强调个人卫生与疾病防护的重要性，并传授基础的热带种植、养殖知识。这艘航船，俨然成了一所漂浮的、开赴新世界的预备学堂。
经过约十日的海上颠簸，又在新加坡转乘小火轮，一九零一年五月下旬，黄乃裳率领的首批三百二十七名福建移民，竟无一人掉队病亡，全数安然抵达了英属砂拉越的首府——古晋港（Kuching）。
这一远超历史上同期移民存活率的成果，得益于王月生远超时代的物资支持、卫生理念以及黄乃裳本人卓越的组织管理。
古晋港作为移民的中转站和与殖民当局的对接点，空气中弥漫着热带香料、湿润木材与陌生族群交织的异域气息。码头上，皮肤黝黑的马来人、裹着头巾的印度人以及少数欧洲面孔，都用好奇或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支规模不小、秩序井然的华人队伍。
在古晋，移民们需要完成身份核查与土地预分配，并进行短暂休整以适应迥异于福建的湿热气候。负责对接的是砂拉越驻扎官助理威廉·莫里斯，一位表情严肃、办事刻板的英国官员。他拿着出发前签订的《垦荒契约》名单，逐一核对移民身份。
登记手续在码头旁的临时木屋进行。移民们略显紧张地填写着《砂拉越移民登记表》，内容涵盖姓名、籍贯、年龄，尤其重要的是“技能”一栏——农耕、木工、编织、制茶……这些技能将是他们在新家园立足的根本。完成登记后，每人领取到了一块沉甸甸的铜质“移民身份牌”，上面刻有编号和“诗巫垦区”字样，这是他们在砂拉越的合法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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