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的染坊，在茨芭店算是大字号。
三进院子，头进是铺面，二进是晾晒场，三进才是住家。晾晒场上立着二十几口大染缸，半人高，缸口冒着靛蓝的泡沫。空气中永远飘着那股子复杂的味道：蓝靛的涩、明矾的酸、布匹晾干后的阳光味，还有工人汗水的咸。
石板滩这地方，不太平。
往北几十里就是龙泉山，山里有土匪，本地叫“棒老二”。秋收前后常下山，抢粮抢钱，绑“肥猪”（富人）。往南，天主教的传教士建了教堂，一些教民仗着洋人势力，欺负佃户，强占田产。
所以茨芭店家家习武。男人练拳脚，女人也学几手防身——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能打疼人、打跑人的本事。
廖九妹的武艺，是跟染坊帮工周铁匠学的。
周铁匠本名周大锤，四十来岁，胳膊比廖九妹的腿还粗。他是曾阿义的表哥——曾阿义是红灯教的头面人物，这是后话。周铁匠白天在染坊干活，晚上在后院教拳。
“九妹这丫头，能吃苦。”周铁匠常跟廖老栓说，“扎马步，别的娃一炷香就哭爹喊娘，她能扎半个时辰。踢腿，我让她踢瓦罐，碎了一个又一个，脚肿了也不喊疼。”
廖九妹学的“小红拳”“太祖长拳”，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她还有把单刀，是自己打的——从废铁堆里捡了块熟铁，求周铁匠烧红，她自己抢着小锤，叮叮当当敲了三天，敲出个刀形。刃口在磨石上磨了半个月，磨到能剃汗毛。
同龄的姑娘，这个年纪该学绣花、学灶台上的活计了。廖九妹也会——她绣的鸳鸯被街坊夸过，烧的菜能入口。但更多时候，她在染缸边扎马步，在槐树下挥刀。刀光闪过，槐花簌簌落下，沾在她汗湿的鬓角。
去年秋天，棒老二真来了。
七八个土匪，提着砍刀、土铳，大摇大摆闯进染坊。领头的疤脸汉踹翻一口染缸，蓝水淌了一地。
“廖老栓，识相的交出这个月的‘平安钱’！再加十匹细布！”
廖老栓正要上前，廖九妹拦住了。
她提着那把单刀，走到门口。十四岁的姑娘，个子刚过土匪的肩膀，但站得笔直。
“布是街坊送来染的，钱是工人糊口的。”她声音不大，但清晰，“敢进来，我砍你们的手。”
疤脸汉愣了下，随即大笑：“小丫头片子，毛没长齐就学人玩刀？”
他伸手要推，廖九妹动了。
不是花哨的招式，就是最简单的一记斜劈——周铁匠教的：“刀是杀人器，别玩虚的，照脖子、照手腕、照膝盖砍！”
刀光闪过，疤脸汉惨叫一声。手腕上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血喷出来。
“大哥！”其他土匪慌了。
廖九妹刀尖指地，血顺着刃口往下滴。她脸上溅了几点血，没擦，只盯着那群人：
“下一个。”
土匪架着嚎叫的头目，骂骂咧咧退走了。从此茨芭店传开：廖家那个孙女，比男人还能打。
廖老栓那晚多喝了二两烧酒，拍着孙女肩膀：“好！像我廖家的种！”
槐花开到最盛时，染坊来了个不速之客。
午后，学徒阿福慌慌张张跑进后院：“九妹姑娘，外头……外头有个先生，说要见老太爷！”
廖九妹收了拳，擦着汗走到前院。
门口站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灰布长衫洗得发白，头上戴着顶八卦巾，下巴留着稀疏的山羊胡。他手里捧着个红布包，见廖九妹出来，微微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
“姑娘有礼。”他声音软软的，像浸了蜜，“贫道从成都来，奉‘无生老母’法旨，来送‘真空家乡’的福分。”
廖九妹皱眉。她听祖父提过“无生老母”——白莲教供奉的神只，说是开天辟地的老祖母。但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
男人也不等她请，自顾自走进院子，在槐树下站定。他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两样东西：一块巴掌大的桃木牌，刻着“真空家乡”四个字；一叠黄纸符，用朱砂画着弯弯曲曲的图案。
“姑娘请看。”男人拿起木牌，“这是‘避灾牌’，挂在门上，棒老二不敢近，瘟神不敢入。”又拿起符纸，“这是‘法水符’，烧成灰泡水喝，百病全消，刀枪不入。”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廖九妹。那眼神很奇怪，不像街坊看她的样子——没有惊奇于一个姑娘家习武的诧异，也没有长辈看晚辈的慈爱，而是一种……评估。像估量一件器物能派上什么用场。
“我爷爷说，要信自己，不信神。”廖九妹说。
男人笑了，笑声像破风箱：“姑娘，信神不是让你偷懒——是让你有‘底气’。你练武，是‘外功’；我们红灯教修的是‘内功’，能护住你的心，让你胆气更壮。”
他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这牌子还有个名堂，叫‘委牌’。入了咱们红灯教，男的是‘乾戒生’，女的是‘坤武生’。戴上这牌，就是老母座下的人，官府见了都得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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