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4月19日，英国公使馆。
四国公使向清廷代表——庆亲王奕匡和那桐——正式提出赔款方案。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奕匡捧着那份用中、英、法、德、日五国文字写就的文件，手在微微颤抖。那桐在一旁，脸色苍白如纸。
萨道义作为发言人，语气尽量平和：“经过四国委员会详细调查，并参考赫德爵士等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清政府有能力在三十年内偿付本息总额四亿六千二百万两海关银的赔款。此为最终方案。”
四亿六千二百万两。
奕匡脑子里“嗡”的一声。他虽然不是户部出身，但也知道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全部收入。不，如果把地方截留、官吏贪污算上，可能是十五年。
“诸位公使，”那桐先反应过来，声音发颤，“这个数字……是否过高？中国连年灾荒，民生凋敝，实在无力承担。”
穆默冷冷道：“这是科学计算的结果。中国有四点五亿人口，每人摊一两银子，就够了。”
这话说得轻巧，却让奕匡心如刀割。一两银子，对王公贵族不算什么，对农民却是一家半年的口粮。真要按人头摊，不知要逼死多少人。
毕盛接着施压：“而且，这已经是本金和利息的合计了，分三十年还清。希望贵方能够体谅到我们的善意”
三十年！奕匡差点晕过去。那时他都快九十岁了，能不能活到那天都不知道。
“能否再低些？”他几乎是哀求。
西德二郎摇头：“本息合计4.62亿、30年偿清已是底线。放贷期之长各国银行从未有此先例。”
谈判陷入僵局。
当晚，奕匡在庆王府召见徐寿朋。这个四十多岁的户部郎中，是李鸿章安排进调查组的“自己人”。
“你说实话，”奕匡盯着他，“洋人这个数，怎么算出来的？”
徐寿朋掏出个小本子：“王爷，卑职暗中查过。洋人的算法是：中国人每人罚银一两，零头是折算误差。”
“每人罚银一两？”奕匡怒极反笑，“好，好个‘量中华之物力’！”
“还有，”徐寿朋压低声音，“德国公使穆默私下说，如果中国接受这个方案，德国愿意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中国支付前十五年的赔款。”
“贷款？又是贷款！”奕匡拍案而起，“借德国的钱，还各国的债，利息滚利息，中国永远还不清了！”
但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
不借，眼前这关就过不去。洋兵还占着紫禁城呢。
王月生是在法国时通过约柜系统收到这个消息的。
他当时是通过约柜肉身穿到巴黎，与法国工人党的保罗·拉法格讨论由他们向中国派遣一批党员化身为“资本家”，代王月生出面成立一批在印度支那和中国的法资公司配合王月生的行动的，同时这些公司也将作为法国工人党的党产为其提供宝贵的活动经费。
与拉法格他们开了一天的会，先抽空到自己在巴黎的密室巡回了一圈各地的约柜仓库后，才回到与乔安娜的爱巢。在书房中，翻找到这个自己盼望已久的消息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乔安娜，肩膀微微颤抖。
“Eason？”乔安娜疑惑。
王月生转过身，脸上竟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像是狂喜，又像是悲怆，眼睛里有泪光在闪。
“四亿六千二百万两……”他重复这个数字，声音发颤，“乔安娜，你知道我之前预期的中国对十一国的赔款是多少吗？”
乔安娜摇头。
“四亿五千万两。”王月生一字一顿，“但那只是本金。年息四厘，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近十亿两。而现在是……四亿六千二百万两总包，三十年还清。”
他快步走回桌前，抽出算盘，手指飞快拨动。算珠碰撞的“噼啪”声在寂静的书房里格外清晰。
“按四亿五千万两本金、四厘年息算，三十九年本息合计是……”他拨出最后一个数字，“九亿八千三百万两。”
算盘停下。
“而现在，”王月生抬起头，眼中光芒炽烈，“是四亿六千二百万两总包。也就是说……”
“少了五亿两！”乔安娜虽然不懂中国银两的概念，但这么简单的数学计算还是脱口而出。
“对，少了五亿两。”王月生深吸一口气，“虽然还是天文数字，但比计划少了一半多。这是……这是我们那篇文章，我们在欧美的运作，起了作用。包括你的努力，亲爱的”
他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在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成立前特意安排在《远东商业评论》上那篇煞费苦心的文章。想起让摩根、卡文迪许、本杰明在欧美政商界散播的言论。想起所有那些“别把中国逼垮，否则大家都没钱赚”的游说。
多年的布局，真的发挥了作用。
历史的巨轮，真的被撬动了一点点。
“亲爱的，我不太懂你们中国的货币。你们这次要赔很多钱吗？”乔安娜温柔地抱住王月生，有些好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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