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先示意陈焕之发言。陈焕之道，“咱们在日本的经营已近十年。每月都有报告。今天，借着生哥来检查工作的机会，做一个小结。
先说一下这十年间，来日华人的情况。西历1890年，生哥就派首批人来东京建立了宝芝林这个据点。当时来日留学的中国人凤毛麟角，而来日务工的多集中在横滨、神户、长崎等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后第二年，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业务需要，经朝廷批准，于1896年首次派遣13名学生赴日。这批学生年龄较小，13-20岁，主要学习语言和普通学科，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专门为其设立的预备学校学习，地点在神田三崎町。
这批学员中目前感觉成绩最突出的是位唐宝锷，22岁，去年从东京专门学校（注：早稻田大学前身）毕业，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他今年刚跟我马上要说的戢翼翚合着了《东语正规》，是我们能收集到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日语语法的教科书。
戢翼翚，22岁，与孙文思想者有接触，今年参与发起“译书汇编社”，这是留日学生首个翻译团体，翻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西方政治着作，打算秘密输入国内。
还有几人如胡宗瀛、朱忠光、吕烈煌等，也都如前两位一样，我们都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几人如冯訚谟、金维新、刘麟等，一直未能有效接触过。
当然，这是前几年此地留学生少，我们才能如此清晰地一一分析。后来留学人数渐多，就难以一一记述了。
前年（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维新人士如康梁、地方大员如张之洞，都大力鼓吹留学日本。其中尤以张之洞大人在其着名的《劝学篇》中专设的《游学》一章中所述最为贴切：“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从那时起，官费生日渐增多......”
与会几人都如同陈焕生一样，从各个角度，将这些年对日本的认知，和对在日华人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梳理。一方面，是这些人要借此在王月生面前狠刷存在感，毕竟十年来都是纸上往来；二来也是平时这些人的工作都是彼此独立，也正好借这个机会互通有无。
王月生一方面是为了配合这些人的心思，另一方面也是确实需要认真了解日本这些年来的动态，和在日华人的情况，毕竟，今后无论是作为对手的日本国，还是作为助力的旅日留学生和华人，怎么样重视都不为过。
几人轮流汇报，甚至中间午饭都是由在外面看门的杨彪给送进来边吃边谈的。汇报完，已是下午。然后王月生这边也开始通报国内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进展，然后重点说了一下自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救助东交民巷被围外国人的情况，以及后来接受四国嘉奖的情况。好在这些国外各地的骨干力量之前已经被暗示过会有此类活动，事件发生后又很快内部通报，大家了解的情况比较完整，而且这些身处国外的人，对于外交人员受保护的国际共识、以及各国的实力都颇有认识，自身又是月生哥多年来委曲求全，在各国安排人手，如普罗米修斯盗火般布局，学习工业化的举措的执行者，所以不像国内般有偌大误解。
当然，当王月生再次通报完，问及在日华人、尤其是留学生对自己的观感时，几人还是坦诚此举颇有争议。如果说对于是否需要维新变法，在日华人已经达到八成的认可度的话，王月生此举是否为汉奸卖国求荣之举，对其表示理解的，说对半开都是勉强。
虽然王月生已经对此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心有戚戚。戴金丝眼镜的李昭禹在此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小印涮厂的老板，靠低价承印一些当地学校辅导材料和考卷为生，暗中放任被革命党发展的员工夜间偷印鼓吹反清革命的印刷品，但他自己绝对毫不知情。没办法，人糊涂，连莫名其妙就短缺了那么多纸张油墨都不知道。当然，对此革命党那方面心知肚明。其实他在王月生的体系中的作用，是负责舆情收集的，所以他既是这方面动态的主要汇报者，也是此刻主要出声安慰者：
“生哥”，虽然他跟好几个与会者一样岁数比王月生大，但他们都习惯用这个称呼，“我仔细分析过，有革命党嫌疑的人中，反而支持你的人多；普通留学生中，大致一半一半；不理解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务工的。现在革命党的主要宣传手段是传单和地下报刊，几乎都是出自我那里，要不要引导一下他们的宣传，为您做一些澄清解释工作？毕竟，您说过，无论是革命的本身，还是其后的建设阶段，这些年来日留学生是主要的团结和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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