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晨雾未散时，王月生已站在横滨站的月台上。他裹着英国定制的驼色羊毛大衣，内衬是苏州绣娘手绣的缠枝莲纹，领口别着枚翡翠领扣。在此时的日本，对于有钱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客气的。
横滨站（后世樱木町站）的建筑还带着明治初期的生硬感，红砖外墙刷着白灰，穹顶缀着玻璃花窗，檐角却雕着传统的“唐草纹”。站台上，“帝国铁道厅”的铜牌在晨雾中泛着冷光，穿藏青制服的站务员正用竹夹子夹起地上的煤渣——那是蒸汽机车刚喷吐的余烬。
“王様，头等车厢在第三月台。”穿黑西装的头等车厢候车室的服务生踮脚指了指远处。王月生这才注意到，月台上的乘客分作三拨：头等舱客大多西装革履，有几位还戴着礼帽，二等舱是穿和服的商人或教师，三等舱则是裹着粗布棉袄的劳工，正蹲在墙角啃饭团。
他出示“急行券”（头等座票），从候车室走进月台。“呜——”一声绵长的汽笛撕裂晨雾，蒸汽机车的黑烟裹着火星窜上天空。王月生扶着镶铜把手登上车厢，木质地板泛着清漆的光泽，座椅是深褐色绒面，扶手雕着卷草纹，连小桌板都是胡桃木的。
车厢里已有三位乘客。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先生，后来知道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姓小林，正捧着《万朝报》读社论；一对穿和服的年轻夫妇，妻子抱着襁褓，婴儿裹着绣满“百子图”的襁褓，丈夫捧着保温桶，不时掀开盖子喂妻子喝味噌汤；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像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正用钢笔在信纸上写什么，墨水瓶是水晶雕的，刻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火车缓缓启动时，王月生把脸贴在车窗上。铁轨与车轮碰撞的“哐当”声里，横滨港的轮廓渐渐模糊：码头上还停着怡和洋行的“玛丽号”，货舱里堆着成箱的丝绸；几个戴斗笠的搬运工扛着木箱跑过，身影被拉成细长的线。
火车头喷着白汽，速度越来越快。王月生望着窗外掠过的景色，像在翻一本活的“日本风物志”。
约1小时后，火车停在户冢站时，站台上挤满了卖“駄菓子”（粗点心）的小贩。一个戴草帽的老妇举着“鲷鱼烧”喊：“热乎嘞！刚出炉的！”王月生买了两个，外皮酥脆，内馅是红豆沙，甜得发腻——像极了广州早茶的“马拉糕”，却多了份炭火的焦香。
进入神奈川县后，田野多了起来。冬日的稻田泛着枯黄，田埂上立着“注连绳”（稻草编的驱邪绳），几个农夫正往地里撒石灰防虫害。王月生注意到，有些田垄边立着木牌，写着“帝国农事试验场改良种”——这是明治政府推行的“农业近代化”。约2小时后到了第二站藤泽。
过了藤泽，地势渐高。火车开始爬坡，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更响了。王月生裹紧大衣，看见远处的山影——那是箱根山，山顶还积着雪。车厢里的小林教授放下报纸，指着窗外说：“王様，那座山后面就是丹泽湖，冬天结冰时，附近的农民会凿冰捕鱼。”王月生想起《日本地志》里的描述，丹泽湖的鱼生鱼片“透明如纸”，不禁咽了咽口水。约3小时后到了第三站平冢。
约4小时后到了第四站国府津。国府津站是进入东京府前的最后一站。站台上，几个穿“阵羽织”（短袍外罩铠甲）的武士模样的人正与站务员争执——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宫内省”的杂役，要赶去东京参加“大正天皇即位”的筹备仪式。他们的佩刀“打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与站台上的蒸汽、煤烟形成奇妙的碰撞。
火车越往东京开，车厢里的暖气越足。王月生摸了摸手炉，此刻已不太烫了。他注意到，小林教授的西装下露出半截“袴”（日式裤裙），年轻夫妇的和服袖口绣着“友禅染”的花纹，而那个美国留学生则把西装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的“浴衣”（夏季单衣）——原来“和洋折衷”不只是建筑，更是日常的穿着。
“王様，要尝尝这个吗？”年轻夫妇的丈夫递来一个纸包，“我妻子做的‘横滨蛋糕’，用鸡蛋和砂糖烤的，比西洋的松软。”王月生接过，咬了一口——甜而不腻，带着鸡蛋的原香。
1900年12月10日下午三点，火车终于驶入东京站（后世上野站）。王月生扶着车窗望去，站顶的穹顶比横滨站更气派，玻璃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斑。站台上，“警视厅”的巡捕穿黑色制服，佩警棍，正维持秩序，几个穿“洋服”的绅士举着“人力车”的木牌招徕生意。
“东京到了！”那个美国留学生的声音里带着兴奋。王月生提起箱子，跟着人流下车。站外的广场上，停着成排的人力车，车篷刷着黄漆，车把系着红绸——这是东京的标志。他拦下一辆，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皮肤黝黑，脖子上搭着毛巾，见他穿得讲究，便赔笑道：“先生要去哪里？银座？筑地？还是上野公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