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子的活力与需求如同滚雪球。公约出台一周后，寨子迎来了第二批100户流民。他们挤在演武场的草垫上，行李堆成小山——有挑着铁匠工具的来自佛山、背着缝纫机的来自广州、扛着测绘仪的来自上海。
“咱是‘巧匠队’！”带头的上海人王师傅拍着测绘仪，“我会画图纸，能修洋楼！”
“俺是‘织机王’！”广州来的阿春秀抖开一匹花布，“这机器能织二十种花样！”
陈启沅站在高处喊：“各位手艺人，寨子正缺你们！明儿起，成立‘基建队’修房子、‘外贸队’接洋行订单、‘后勤队’管粮米——每队选个把头，按月领工分！”
人群里炸开了锅。佛山铁匠老陈拍着铁砧：“俺要当基建队把头！俺打的铁比泥瓦匠结实！”
广州阿秀扯着花布：“俺要当外贸队把头！俺的布能换更多米！”
陈启沅笑着摇头：“别急，明儿开代表会，你们自个儿选。”
再隔一周，又有100户经过严格筛选、有一技之长且身强力壮的新流民家庭被引入寨中。寨墙内迅速变得拥挤而喧嚣，如同一个巨大的、充满生机的蜂巢。清理废墟的号子声、新建棚屋的敲打声、外活小队出发归来的喧哗声、学堂的读书声、安养棚的絮语声……各种声响日夜交织，宣告着这个特殊共同体的膨胀与运转。
然而，再坚硬的铁律，也总会遇到试图以自身棱角去碰撞它的顽石。
第一块顽石，是铁匠李老倔。
李老倔四十出头，一身腱子肉虬结如铁，祖传三代都是打铁的好手。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十一岁，小的九岁，筋骨结实，早已是他拉风箱、抡小锤的得力帮手。学堂令一下，他脖子一梗：“我李家吃饭的手艺在铁砧子上，不在那纸片上！娃儿跟我打铁，一天能挣半斤米！去学堂？白费光阴！”无论学堂的先生如何劝说，居民代表轮番上门晓以利害，包括驱逐的威胁，李老倔油盐不进，把两个儿子死死摁在自家那简陋的铁匠棚里，火星四溅中，只传出他粗声粗气的呵斥和孩子沉默的喘息。
第二块顽石，是篾匠周瘸子。
周瘸子一条腿早年被毛竹压断，走路一瘸一拐，但手上功夫极巧，编出的竹器细密结实。他生性懒散邋遢，对那三日一次的消毒洒药深恶痛绝。轮到他家消毒时，要么推说腿疼躲出去，要么只胡乱在门口洒点药水了事。他家的棚屋角落堆满了废弃的竹篾、碎屑，还隐隐有股鼠尿的骚味。负责监督的老吴几次警告，他都嬉皮笑脸：“老吴哥，穷讲究啥？咱命贱，阎王爷不收！”防疫卫生令在他这里形同虚设。
第三块顽石，是木匠张巧手。
张巧手名如其人，一手榫卯雕花功夫出神入化，在流民中鹤立鸡群。他对统一派工嗤之以鼻：“凭我这手艺，出去随便接点大户人家的精细活，养活一家老小绰绰有余！干嘛要跟那些只会扛大木头的力巴混在一起，挣那仨瓜俩枣？”他拒绝加入外活小队，也消极对待寨内派给他的清理任务。他只认一条：“我住这棚屋，按市价交租金给寨里公中便是！其他的，莫来烦我！”他把自己活成了寨子里的“逍遥客”，只享受寨墙的保护和相对安稳的环境，却拒绝承担任何集体义务。
三块顽石，硬生生地硌在了刚刚开始平稳运转的自治机器上。学堂的规矩被公然蔑视，防疫的堤坝出现蚁穴，统一派工的根基遭到动摇。流言在拥挤的棚户间悄然滋生：“看，李老倔家娃不也没事？”、“周瘸子家那么脏，不也没闹病？”、“张木匠多精明，凭手艺吃饭，自在！”无形的裂隙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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