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寨的“招工登记处”设在原关帝庙的偏殿，墙上挂着“城寨自治公约”的手写稿，案头摆着算盘、毛笔和一摞登记簿。管事是个穿灰布衫的青年，正低头翻着《技能登记表》。
“下一位！”管事抬头。
林波跨进门，把襁褓轻轻放在地上。陈父颤巍巍掏出木尺，陈母解开蓝布包袱，露出半卷绣着并蒂莲的帕子——那是李秀兰成亲时绣的。
“您是？”管事目光扫过林波怀里的木尺。
“小的陈瑞昌，新会外海人” 。林波的声音发哑，“我会木工，榫卯、雕花都行。这是我爹陈阿福，木匠；我娘梁氏，裁缝；这是我媳妇李秀兰，织娘；这是我儿子陈永年……”他顿了顿，“我媳妇怀着孩子”。
管事的笔停了。他盯着李秀兰隆起的肚子，又看向陈父手里的木尺：“会木工？”
“会！”陈父把木尺往桌上一放，“我儿子陈铁生……”他突然哽住，“我那死鬼儿子，当年在广州木器行当学徒，师傅夸他是‘鲁班转世’！”
林波赶紧接话：“我爹说得是。我在渔船上修过船龙骨，用的是榫卯；给渔民打过木盆，防海水泡不烂”。他从怀里掏出半块磨得发亮的木片，“这是我在船底捡的，用鱼鳔粘的，您瞧——”他把木片往桌上一按，“严丝合缝！”
管事拿起木片，对着光看——鱼鳔粘合处果然没有缝隙。他又看向李秀兰：“你会织？”
李秀兰抖开帕子：“广绣，绣过牡丹、凤凰。婆家的被面都是我绣的” 。她指了指帕子上的花瓣，“您看这渐变色，是用三种线掺着绣的” 。
管事的助手凑过去：“真细！”
陈母梁氏突然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我会补渔网！用苎麻线，补得比新的还牢！”她抖开一团破网，“您瞧这洞，我用马齿苋草汁染线，防海水烂！”
管事的助手记录着，突然抬头：“你们是一家？”
“是！”林波挺直腰板。
人群里传来窃窃私语：“不是说最多只能一家5人么？这算上肚子里的都6个了”
“人家一家人都有手艺，你能比得了？”
“就是啊，带着孕妇和娃，不容易。你没见人家管事都没说话吗？轮得到外人挑理！”。
管事合上登记簿：“行。明早六点来领工具，清理城寨南边的废墟。住的地方……暂时挤挤，等新屋盖好”。
散场时，夕阳把老榕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林波蹲在地上，给陈永年喂米汤。李秀兰摸着告示，轻声说：“阿九，咱有屋檐了” 。
“嗯。”林波应着，抬头看向城寨里冒起的炊烟——那是先期入寨的家庭在准备集体伙食。他想起陈铁生藏在渔船龙骨里的腰牌，又摸了摸怀里的木尺，“等新屋盖好，我要在梁上刻‘陈记木作’，让铁生哥的名字，刻在自家房梁上” 。
陈父突然笑了：“好！我帮你刨木料！”
陈母扯了扯他的衣袖：“先给秀兰熬点姜汤，她受凉了” 。
远处，卖碗仔翅的摊子飘来香气。林波站起身，背起陈永年，跟着家人往城寨里走。石板路硌得脚疼，但他觉得，这疼里带着甜——那是“家”的味道，是陈铁生用命换来的。他们一家五口，终于在香港，有了能遮风挡雨的屋檐。
1900年8月的九龙寨城，本是清军撤离后留下的“空壳”——断墙残垣间堆着腐烂的粮袋、生锈的兵器，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野狗在废墟间游荡。但一场由寨子主导的“生存实验”，正让这片荒地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
林波一家和另外总共100户新流民家庭进入城寨之前的一周，首批20户流民，多为东莞、宝安籍的破产农民与手艺人，带着家眷搬入城寨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片狼藉：东头村道的石板裂成碎片，寨城内的“协威营”兵房只剩焦黑的木架，连最完整的祠堂也被烧得只剩半面山墙。但寨子带来的“科学管理”与“物资支持”，让这群“苦哈哈”的流民在七天内完成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跨越。
新增的100户流民刚跨过寨城西门（原清军岗哨遗址），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男女分住的临时宿舍区——这是20户流民用七天时间清理、改造的核心成果。
宿舍区位于寨城东侧的空地上，原为清军马厩废墟，背风向阳，远离厕所与垃圾区。20户流民将倒塌的兵房木梁、砖块拆解后，用穿越者提供的铁丝、麻绳重新捆扎，搭成20间简易竹棚，每间约8㎡。棚顶铺着茅草防漏雨，地面铺着晒干的稻草防潮，20间棚子用竹篱笆隔出“男区”与“女区”，用红漆木牌标记“男宿”、“女宿”，字迹歪扭但醒目。
每间宿舍内，20户流民用寨内原来住户留下的破布、旧棉絮铺成“通铺”，宽约1.5米，可睡4-5人，床头挂着用竹篾编的“小壁橱”存放衣物。最让新增家庭惊叹的是“通风口”——每间棚顶开了两个拳头大的洞，用竹片编成网格防蚊虫，白天阳光斜照进来，照见棚内用木板搭的吃饭、放工具用的小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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