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市场已初具现代城市雏形，形成初步市政设施，如街道牌坊、海关建筑、滇越铁路蒙自段建设前期筹备中的铁路局等。洋伞、咖啡等物品开始流行，部分市民效仿西方生活方式。相较于同期昆明仍较封闭，蒙自因通商较早，已呈现近代化特征。1890年开设的照相馆已不像刚开张时那样令人新奇不解，咖啡消费、握手礼节等在蒙自市民中逐渐普及，而昆明人对此尚不熟悉。尽管面临传统观念的抵触，外国领事馆和教堂未出现大规模宗教冲突记录。
从后世查得的资料，此时的蒙自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文明的、生机勃勃的云南小上海，比之省城昆明不遑多让，甚至某方面都有洋超越的影子。
站在街头，王月生于此时此地用肉眼看到的，是一座踞于南湖之畔，形如卧龟的城市。龟首朝法属印度支那方向，城墙周长九里十三步。清光绪十五年开关后，南门外裂出畸形商埠区，法国领事馆、海关与滇越铁路公司建筑如毒藤般缠绕古城区。
东门内青石板街旁，玉皇阁飞檐下悬着咸丰年间的铜钟，钟身弹痕累累，是黑旗军抗法遗迹。土掌房群落间，明代马店“四海栈”的拴马石被磨出深槽，槽底积着法国香烟头。
南湖西岸，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900年竣工的红砖楼已封顶，窗框嵌越南运来的铁艺葡萄纹，地下室保险库门刻着巴黎铸造厂徽标。铁路工棚延至天边，枕木堆叠如山，浸过防腐剂的木油味混着民工尸臭。
南门市场摊位上，法产锌铁器与苗银首饰并陈，越南小贩叫卖浸过汞液的“保鲜”荔枝，果肉泛金属光泽。清军绿营巡逻队踢翻彝人药摊，抢走三七粉当止血药。
南湖上，炼汞废水使湖面泛彩虹油膜，锦鲤生三眼，渔童捞起畸形鱼卖给法国人当标本。水面漂着被剪辫的尸体，疑为反法分子，法国炮艇“东京号”的烟囱喷着黑灰，船员向洗衣妇掷空酒瓶取乐。混血弃儿在海关垃圾堆翻找罐头盒，盒内残余的鹅肝酱引来绿头蝇云集。
法式咖啡馆卖普洱茶兑白兰地，彝族银匠打造嵌子弹壳的头饰，清军把总用留声机播放滇剧《借东风》。法国工程师携越南情妇乘人力车招摇过市，车夫脖颈烙着Hanoi-Tonkin铁路公司”编号。教会医院门前，裹小脚的汉人富商之女排队接种霍乱疫苗，每针收费五两白银。
蒙自海关英籍税务司哈巴安（H. E. Hobson）签发的税单显示，上个月，即1900年8月，征收关税1.2万两白银，其中47%直接汇入巴黎兴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地下室金库藏滇南锡锭抵押券，每张券对应个旧矿洞十条人命。
法国测绘队将彝族神山“尼苏波”更名为“Mont Dubail”（杜拜尔山），等高线图上标注锡矿脉坐标。法国神父用《马赛曲》旋律敲钟，彝人毕摩则以法铃碎片重铸法器，诵经声刻意盖过钟鸣。
王月生还在西门城墙上看到清廷的缉拿告示，但“匪首刘三疤”画像被涂改成法军少校的脸，眼眶插着真箭矢。
当然，对于这片自己在前世出生和成长，并且要在未来十年作为自己的事业基地的地方，王月生不能再以历史学家或者一个时空旅人的眼光来看待它，而是开始学习用一种政客的眼光去剥离表象看到后面各种力量和利益的博弈。
王月生抵达这里的时候，法国在云南、尤其是蒙自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逐步扩大但尚未达到巅峰的阶段。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双方签订《中法新约》及后续条约，清朝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包括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开放云南、广西为法国的通商口岸。蒙自因其地理位置邻近越南，位于红河上游，成为法国渗透云南的关键节点。
根据条约，蒙自被辟为通商口岸，法国获得在此设立领事馆、控制海关等特权。1897年，法国进一步取得在云南修筑铁路的特权，后延伸为滇越铁路。
蒙自海关自1889年开关后，逐渐由法国人主导管理，首任税务司为法国人，关税收入部分流向法国，便利了法国商品如棉布、煤油的倾销，和云南矿产如锡的出口。
法国商人通过越南河内与蒙自之间的红河水运商路，将云南的矿产和农产品转运至东南亚殖民地，同时输入工业品。不过，1900年前贸易规模有限，尚未形成垄断。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如巴黎外方传教会，借条约特权进入云南，蒙自成为传教据点之一。他们建立教堂、学校，吸引部分民众皈依，但也引发文化冲突，如“白羊村教案”等。
法国此时已开始滇越铁路前期准备，包括勘测路线、游说清政府，并通过外交施压确保路权。铁路计划旨在打通中国西南通道，与越南海防港连接，强化法国在东南亚的势力。
法国在云南的活动受到控制缅甸、长江流域的英国的牵制，双方在滇缅铁路、矿产开发等问题上存在角力，间接限制了法国的扩张速度。
这些都是王月生下一步工作开展时必须关注的地方。当然，他现在最需要在这座滇南的通商大邑找一张不那么旧的报纸。此时，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全球各大媒体上已经占据了醒目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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