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当心理医生却选择了心理学，结果走错了路。
我想江警官对心理医生的误解可能也来源于此。
心理医生和你们在警校里接触的犯罪心理学并不是一回事。”
江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我们这就开始吧。”
“当然。”
潘玲玲站起身，真皮沙发上留下一个蜜桃形的臀印。
“我仔细看过江警官的资料，你应该是港岛警队成立以来最勇猛的警察，没有之一。”
江尘笑了笑，没有否认。
潘玲玲抱起手臂，继续说道：“我这么说并不是恭维。
我之前接触过一百多位警察，他们也和江警官一样勇敢，但在对抗罪犯的过程中，心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压力分为三类。”
“第一类，害怕在枪战中误伤无辜市民或劫匪手中的人质，这和战场上的士兵担心误杀平民是同样的情况。”
“第二类，害怕在交火过程中被匪徒的子弹击中。”
“第三类，是杀了匪徒后，承受不了杀人的刺激。”
潘玲玲走到江尘面前站定。
“我看了江警官参与的所有案件报告，发现这三种压力在你身上完全没有出现过。”
江尘抬头看着潘玲玲，不解地问道：“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正常情况下，这确实是件好事，说明江警官的抗压能力非同一般，天生就适合从事审问工作。
然而，这种解释仅适用于我之前提到的第二种情况。
良好的抗压能力能让人在战场上无惧生死，但无法解释为何第一类和第二类情况没有对江警官造成压力。
江尘撇了撇嘴，表示他不太理解潘玲玲的意思。
“那我们就一项一项分析吧。
首先看第三种情况，江警官，难道你没有发现吗？普通人杀死一个劫匪后，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解精神上的压力。
米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职业生涯中杀死过五名以上劫匪的警察，心理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而杀死十名以上劫匪，或经历过死伤惨重的恐怖活动的警察，幸存下来往往会有严重的心理创伤。
这些警察中，百分之八十最终选择了吞枪自杀。
我很难想象，一个打死过两百多名劫匪的警察，居然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压力是可以排解的，这不正是你们心理医生常用的手段吗？我可以保证，死在我枪下的每一个罪犯都是罪有应得。
如果是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他们被抓后只会被判无期。
我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承担心理压力？”
潘玲玲没有急着与江尘争辩，因为从道德和法律角度来看，江尘的做法并无不妥。
然而，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江尘的反应让潘玲玲不禁联想到那些变态杀人狂，他们因为心中的执念而无惧死刑的压力。
“江警官，我很好奇，如果港岛没有废除死刑，你还会在任务中选择杀死这么多人吗？”
“潘医生，你可能不知道，港岛警察在行动中每杀死一个人，事后都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情况。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写这种报告。
如果法律能给予这些罪犯应有的制裁，我当然会选择不杀他们。”
“江警官，你有没有发现，你选择不杀他们的理由居然是害怕写报告？当你说出这句话时，其实已经表明你对杀人这件事毫不在意。”
“那是因为潘医生假设了前提，即港岛没有废除死刑。
既然这些人抓到后也要被判死刑，我当然愿意让他们先接受法律审判。
但现在的问题是港岛没有死刑，那些罪犯很可能在监狱里关个十几二十年就被放出来。
你刚才提到港岛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面临三大压力，其实你还漏掉了一种压力：如果我抓了这个匪徒，他刑满释放后又来报复我或我的家人，我该怎么办？”
潘玲玲双手抱熊，选择了沉默。
她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还没有哪个警察向他倾诉过这种担忧。
“如果这种担忧给我的压力超过了杀人的压力，而这个人确实该死，那我为什么不杀他？在利己又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我打死一个本就该死的罪犯，为什么要承受心理负担？”
如果这是一次普通的心理交流，潘玲玲相信自己已经被说服了。
但作为警方心理辅导组的心理医生，她总觉得江尘的这番话更像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那我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情况呢？在多次人质挟持事件中，江警官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杀人，而且没有担心误伤无辜的压力，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认为这种压力因人而异，越不自信的警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才会感到压力。
我自信能一枪打死劫匪解救人质，我为什么要有压力？这就像做一件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你在做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潘玲玲看过江尘在警校的成绩，他当警察两年多的彪悍战绩也证明了他完全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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