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水桥村的支书。白天，他领着人修被山洪啃掉一角的水渠，十几户人家的田还在渠口等着春灌；夜里，他踩着泥巴回屋，鞋跟一拧就能拧出半盆黄浆。母亲把饭热在锅里，他来不及吃，先弯腰抱起发烧的老三，额头顶着孩子滚烫的额，像用一身凉汗去吸孩子的火。等孩子退烧，他才觉出自己左上颚那颗老牙已经裂到根，白天被冷水一激，夜里便翻江倒海。可他只是拿食指关节抵住那里，抵得腮帮子发木，继续把算盘珠拨得噼啪——那是队里最后一点公积钱，要算清谁家出工多、谁家缺口粮，算不清，天一亮祠堂门口就会吵成一锅粥。
此刻，七七在城市的公寓里，隔着二十年的雨幕，仿佛又听见父亲压抑的呼吸。那呼吸声像漏了风的老风箱，在堂屋与卧房之间来回拉：拉一下，灯亮，他伏在八仙桌上写分配方案；再拉一下，灯灭，他蜷到竹躺椅上，用巴掌压住左脸，像压住一个企图越狱的兽。半夜里，她曾被一声极低的呻吟惊醒，眯眼看见父亲蹲在门槛，把额头抵在门框，一下一下轻轻磕，磕得木头发出沉沉的“咚咚”，像遥远的鼓。那鼓点不是敲给别人，是敲给自己的神智：不能喊，不能醒孩子，不能惊动隔壁刚刚守寡的刘家婶子——她的独生子去年在矿上没了，不能再让任何人听见疼痛的裂帛声。
第二天清晨，父亲照样天刚麻亮就起身，肿着半张脸，拎起锄头下田。冬水田像一面碎镜，映出他歪斜的影子：一边腮帮鼓得像含了枚鸡蛋，可他照样把裤腿卷到膝盖，照样一脚踩进冰渣子里，去堵昨夜又被田鼠掘开的缺口。村口的老槐树下，社员们早已蹲了一排，等着他分派活计。有人递来一锅旱烟，父亲摆摆手，指指自己的腮，笑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那笑像用钝刀割出来的，粗糙，却带着歉疚，好像牙痛不是他私人的事，而是耽误大家工夫的罪过。直到晌午，会计老李才偷偷塞给他两粒白色止痛片，父亲含在嘴里，没等化开就又去挑粪，说“含化太慢，嚼碎见效快”，两粒药被他嚼成粉末，苦得他眉头拧成铁疙瘩，却也就着一口凉水冲下肚。那苦味顺着舌尖爬进喉咙，爬进胸口，竟压住了整整一天的劳作与吆喝。
夜里，父亲疼得实在受不住，便把孩子哄睡后，独自走到村后的竹林。冬夜的竹子干燥，风一过，叶片摩擦发出“嚓嚓”的脆响，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在互相啃噬。父亲站在林中央，仰起头，让冷风灌进衣领，灌进喉咙，再灌进那颗裂牙的风洞。他忽然发出一声长长的、低低的嘶吼，那声音被竹竿切割成无数细条，散在黑暗里，像一群受惊的夜鹭扑棱棱飞向远方。吼完，他抹一把脸，回到屋里，灯也不点，借着窗棂透进的月色，轻轻给炕头的三个孩子掖好被角。七七记得，那时她假意翻身，把脸埋进父亲沾满夜露的棉袄，闻到一股混合着竹叶、血腥味和生姜末的凉气——那成了她一生里对“父亲”二字最具体的嗅觉记忆。
如今，父亲已去世十年。坟头就在那片竹林边缘，春雨一淋，新笋便拱破黄土，像替他继续守望村里的阡陌。七七在城市里做口腔医生，每天给病人开拍片、打麻药、做根管，她见惯了对着镜子惊呼“医生我疼得想跳楼”的白领，也见惯了对麻药过敏、攥着手机边哭边给家里打电话的大学生。可她总会在某个深夜，当治疗椅上的病人因为麻药起效而长舒一口气时，忽然想起父亲——那个连两粒止痛片都舍不得买、把痛嚼碎了咽进肚里的男人。她想象如果当年有人给父亲打一支麻药，让他好好睡一觉，他会不会在梦里笑出声？会不会在梦里不再盘算水渠、公积、口粮，而只是抱紧自己的孩子，像抱紧一盏不会熄灭的灯？
雨声渐歇，七七把脸贴回枕头。牙痛仍在，却仿佛被父亲的影子接过一半。她仿佛听见二十年前那片竹林里被风撕碎的低吼，穿过城市的钢筋与玻璃，轻轻落在她耳畔，像一句迟到的安慰：
“疼就哭吧，孩子，可哭完别忘了把灯点亮——还有人在黑里等你领路。”
她伸手摸向床头柜，按下台灯。暖黄的光晕里，她铺开便签，写下明天要回访的几个小患者的名字：村东刘婶的孙女、矿难遗孤小栓、还有乡里扶贫档案上那一串因龋齿发炎却没钱做根管的儿童。写完，她把便签贴在胸口，像贴住一枚从父亲掌心传来的、带着竹叶味的止痛片。窗外的雨停了，第一缕灰白攀上天际，她轻轻阖眼，这一次，疼痛终于退成遥远而暗哑的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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