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在这种施舍的友情中很享受，她带着那种羡慕亲切的眼光看阿斗的那些在科室上班的朋友，仿佛他们身上披着一层她永远触不到的光。她坐在角落，手里捧着一次性纸杯，杯沿已经咬得发软，却迟迟不肯放下。她听他们聊值班、聊病人、聊某个主任的怪癖，笑得比谁都及时，点头比谁都认真，好像那些词语通过她的耳朵，就能在她身上也留下一点“体制内”的温度。
她知道自己不是被真正邀请的人，只是阿斗随口一句“你也来吧”的附带品。可她还是提前一小时到了，换上那件只在面试时穿过的衬衫，把头发梳得服帖，连指甲都剪得短而干净。她怕错过，怕错过哪怕一秒被“他们”看见的机会。她甚至偷偷记下了他们提到的科室名字，晚上回家一个个搜，看招聘启事，看学历要求，看“须有执业证”那几个字如何像门槛一样把她隔在外面。
可她不说。她只是笑，笑得眼角都起了细纹，笑得像个终于被老师点名的孩子。她看阿斗那帮朋友，像看一群活在玻璃罩里的人——他们抱怨夜班太累，她说“是啊太辛苦了”，可心里却想：要是我也能累在那样的椅子上就好了。他们说起某个月奖金发了多少，她“哇”地一声，语气夸张得像在剧场，却没人知道她回家后把那个数字拆成了房租、水电、饭钱，算了一遍又一遍，算到眼眶发热。
她甚至开始学他们说话的方式，把“患者”说成“病人”，把“值班”说成“轮班”，把“我们科”挂在嘴边，好像她也在那个系统里，有个工位，有个更衣柜，有个可以抱怨的上级。阿斗他们笑，她也笑，笑完低头喝一口已经凉透的茶，喉咙里却像吞了一块炭，烫得她想哭。
可她不会哭。她只是更用力地把自己塞进他们的谈话缝隙里，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那些她根本无权参与的烦恼与荣耀。她享受这种施舍，哪怕只是桌边的一张塑料凳子、一句“你也挺懂啊”的随口敷衍。她把这些都攒起来，夜里一个人回到出租屋，把那些片段在脑子里反复播放，像看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在那里，她穿着白大褂，胸口别着工牌，站在人群中间，不再是那个被顺手带上的“谁的朋友”。
直到有一次，她听见他们在走廊里小声说：“阿斗怎么老带她来？她又不是我们这圈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把钝刀，把她小心翼翼堆起来的自尊一点点刮平。她没冲出去，也没哭，只是站在厕所的镜子前，把嘴角重新掰成上扬的形状，补了口红，像补一层盔甲。
然后她走出去，依旧坐在那个角落，依旧捧着纸杯，依旧笑。只是那笑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像是一种认命的温柔，又像是一种不肯醒的梦。她看他们的眼神，还是那么羡慕，那么亲切，只是更深了，深得像一口井，井口映着天，却永远够不到天。
七七拎着塑料袋，站在菜市场出口那棵歪脖子树下，看前面卖熟食的于姐把砧板往前一推，她儿子就熟门熟路地接过菜刀，手起刀落，一片片卤牛肉薄得透光。于姐抽空回头冲儿子笑，那笑里带着“后继有人”的稳当，像给晚年提前铺好了褥子。七七被那笑刺了一下，胸口某处“咔”地裂了缝。
她想起自己凌晨三点起床去批发市场的日子。冬天的风像钝刀，刮得小腿生疼，她一个人把两筐西红柿拖上车，再一个人把烂掉的挑出来，蹲在角落里掉眼泪，怕把眼睛哭肿，第二天不好还价。那时候阿斗才五岁，被她用外套一裹，睡在驾驶座后排，梦里还咂嘴，叫“妈妈”。她一边搬货一边回头看他，心里想：可不能让他以后也干这个。
可现在阿斗二十六了，本科毕业，学的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像能穿白大褂，实际上毕业即失业。投了三个月简历，最后只在奶茶店摇勺子，摇到手腕腱鞘炎。夜里回家，他把护腕往桌上一扔，笑得很淡：“妈，我这手以后连菜筐都提不动。”七七听着，像有人拿钝器往她太阳穴上敲。
第二天她还是叫他：“走吧，帮妈去拉货。”阿斗沉默了三秒，说好。市场里人多，他不好意思戴那条印着“××奶茶”的围裙，就穿她给的旧棉袄，袖子短一截，露出手腕的护腕，像一道白色伤口。搬筐的时候，他弯腰的姿势明显不对，七七没忍住，吼：“屁股下去！腰挺直！”吼完又后悔——那语气，那字眼，和她死去的老爹当年吼她一模一样。
中午收摊，她数钱，他也拿个小本子，记哪种菜剩得多、哪种回头客多。记得有模有样，七七斜眼瞄过去，心里“咚”地一声，像老井里掉了块石头。她想起老爹临终前拉着她的手：“七啊，咱家没别的，就这一副扁担，你扛住了，以后给孙子。”那时她满心不愿意，现在却像听见回声，一圈圈荡回来。
可她又怕。怕什么？怕阿斗像她一样，四十岁就落下椎间盘突出，阴天下雨得像有人拿锥子戳骨缝；怕他跟批发商吵架，吵到半夜回来，坐在楼梯口一根接一根抽烟；怕他把青春耗在烂菜叶里，最后连个社保都没有。更怕他心里恨她——“我妈把我从实验室拉回到菜筐”，那恨像暗处的苔藓，一点点爬满母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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