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1941年的11月，莫斯科城下是风雪交加，血流成河。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台风”攻势，在经历了最初的辉煌之后，终于在苏联红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和“将军冬天”那无情的铁腕面前，彻底陷入了停顿。疲惫不堪、衣衫单薄的德国士兵，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蜷缩在简陋的雪地工事里，瑟瑟发抖，曾经对“三个月解决苏联”的狂妄幻想，早已被无情的现实和刺骨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而就在他们对面，莫斯科城内的苏联红军，在经历了战争初期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和11月7日那场振奋人心的红场阅兵之后，士气却在一天天地回升。朱可夫元帅手中，也悄悄地集结起了一支足以改变战局的强大预备队——那些来自冰雪覆盖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生力军。
时间，悄然滑入了1941年的12月初。莫斯科周边的原野，早已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刺骨的寒风在林间呼啸，整个世界仿佛都被冻结了。但在这片冰冷的沉寂之下，一股压抑已久的、足以融化钢铁的怒火，正在苏联红军的阵地中，悄悄地积蓄和燃烧。
朱可夫元帅，这位临危受命、肩负着保卫莫斯科和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重任的“救火队长”，此刻正坐镇其设在莫斯科近郊的西方面军指挥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反攻前的最后准备。
经过数周的紧急调拨和重新部署，朱可夫手中已经集结起了一支相当可观的突击力量。如果算上直接参与莫斯科方向反攻的西方面军（朱可夫亲自指挥）、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上将指挥，位于莫斯科西北）和西南方面军右翼（铁木辛哥元帅指挥，位于莫斯科西南），苏军投入反攻的总兵力，可能达到了近百万之众（虽然“三十多个集团军”的说法可能略有夸大，或者是指整个苏德战场西线的总兵力，但莫斯科方向确实集中了苏军当时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这些部队，被精心编组成多个突击集团，形成了梯次配置，准备在选定的突破点上，给予德军以致命的打击。
与几个月前相比，苏军的后勤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虽然依旧困难重重，但至少大部分参加反攻的部队，都领到了相对充足的冬装——厚实的瓦哈棉袄、毡靴、护耳皮帽和保暖手套。武器弹药的供应，也通过简化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战时运输系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士兵们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常常因为缺乏弹药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冲上来。
在战术思想上，朱可夫也吸取了战争初期的惨痛教训。他反复向手下的指挥员们强调：“我们这次反攻，首要目标是将敌人从莫斯科城下击退，解除对首都的直接威胁！不必急于追求大规模的合围和歼灭，那是我们目前兵力和技术装备尚不具备的能力！先稳扎稳打，把敌人打疼了，打怕了，把他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就是胜利！” 这种务实而清醒的战术指导思想，避免了苏军在反攻初期就因为胃口太大而再次陷入被动。
为了应对德军坚固的防御阵地和坦克优势（虽然德军坦克此时也大多趴窝了），苏军士兵们在反攻前，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他们学习如何在夜暗和暴风雪的掩护下，对敌军阵地进行渗透和突袭；如何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快速滑行，迂回到敌人侧后；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设置反坦克伏击圈，用集束手榴弹、反坦克枪甚至土制燃烧瓶，去对付那些不可一世的德国“铁王八”。
而苏军的“秘密武器”——BM-13型火箭炮，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在反攻中，给德国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种多联装的火箭炮，其炮弹发射时会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呼啸声，如同管风琴演奏一般，爆炸时则火光冲天，威力巨大，覆盖面积广，对敌人的步兵集群和炮兵阵地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效果。因为其炮架上通常标有生产厂家的“K”字标记（代表沃罗涅日的共产国际工厂），再加上当时苏联流行一首名为《喀秋莎》的爱情歌曲，士兵们就亲切地将这种威力无穷的新式武器，也称为“喀秋莎”。这个充满着俄罗斯少女柔情的名字，很快就将伴随着它那撕裂空气的怒吼和毁灭一切的火焰，成为德国侵略者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除了“喀秋莎”，苏军还集中了大量的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准备在反攻开始时，用最猛烈的炮火，为突击部队打开前进的道路。而那些来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穿着白色伪装服、脚踩滑雪板、如同雪地精灵般的滑雪兵部队，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在广阔的雪原上，给那些早已冻得魂飞魄散的德国佬们，好好“上一课”！
1941年12月5日，清晨。莫斯科城外的原野，依旧笼罩在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风雪之中。
就在这一天，当疲惫不堪的德国士兵还在冰冷的战壕里瑟瑟发抖，梦想着能有一杯热咖啡或者一个温暖的火炉的时候，苏联红军的战略大反攻，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骤然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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