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饭后。我回到了学校，继续我的大学学习。
中午回到宿舍时，在门口信箱中取到了两封信。一封是母亲写的，一看信封上字就知道，母亲的字虽然不丑，但跟写得好肯定沾不上边。另一封是蒋教授写来的。
我先折开了母亲的信，母亲在信中询问了一下我在这边的情况，又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又说了嫂子怀孕的事，以及仕容处对象了的事，仕容姐的对象还是上一世那个，叫邢礼全。这人吧，什么都好，有些小精明，做点小生意也是把好手。就是江湖习气太浓，经常一群朋友一起吃喝玩乐，然后还爱打牌赌点小钱。希望这一世能让他改变一些吧。
蒋教授的信就很厚了。他说了城市排水管网建设的议案已经通过了。并讲了那篇给代表委员的建议的文章，在代表委员中引发了大讨论，大多数代表委员表示了赞同，认为确实应该提高提案质量。
还着重说了这次这篇“自由与人权”的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刊出才几天，引发了各大高校和社会团体的大讨论，很多知名人士都发声，力挺文中观点。也有人反对，坚持要所谓的自由和人权。加上政府也出手进行了干预，各高校都很大程度的恢复了秩序。
蒋教授考虑到这篇文章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所以把名字落在了我的前面。还调侃道:老师占了学生的便宜。唉，老师真是的，明明是为了保护我，还把话说得……，真是令人尊重的好老师。
看完信后，我提笔给母亲写了回信，告诉她我在这边挺好的。又写了本小说，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套大房子，以后父亲退休了，就让她们来香港住一段时间。
这事瞒不住的，仕容姐过来就会知道，不如我主动说还好些，也让母亲她们安心些。
准备给蒋教授回信时，忽然想起了电话诈骗的事来，还是把防治的方法弄出来再一起邮回去吧。
我正准备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惠香姐打来的。让我下午去中环的杜伟强律师事务所，把委托的正式文件签了。她和周云峰会在那等着我，她这效率够高的，半天就做了这么多事。
我看了看下午的课程，算了，翘半天课吧，晚上借下同学的笔记看看。
下午两点半，我赶到了位于中环核心地带的一幢办公楼的律所。这是香港知名的大律所之一，办公室占了大楼的两层。身着职业西服的律师进进出出的忙碌着。
我被带到一位李姓律师的办公室内，惠香姐和云峰哥已经在那里了。惠香姐给我介绍了一下李律师，英文名字叫“凯瑞”还是“克瑞”没太听清，算了，不重要。惠香姐称他是这家律所的资深律师之一，非常优秀。
相互认识了一下，李律师便将两份文件拿出来让我看。我仔细阅读了整个文件，有些不是很清楚的也向他们进行了请教，用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完两份文件。
不愧是大律所，文件中不管是用词，还是各方权益都十分明确。我没有什么异议，便顺利的签好了文件，每份文件都是一式四份。双方当事人各一份，律所留档一份，另一份送政府留档。一切都很是正规。
走出律所，我问惠香姐是否可以去警署查看一些案情档案。我想做一个电话诈骗案的规律统计，从中找出一些预防的方法。
惠香姐在街边的电话亭打了个电话。一会儿过来让我跟她一起走。
她将我带到了湾仔军器厂街的警察总署。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警官接待了我们，惠香姐介绍让我叫淑姨。
她看了下我的护照和学生证，便带我们去了她的办公室。没多久，她便找来了一大袋的档案，让我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看。她便跟惠香姐坐在沙发上聊天，不时传来几声嘻笑声。
我翻开档案，看了起来。不得不说，香港警察的档案归纳确实专业，几乎让人一目了然。
近两年来，香港共发生电话诈骗案一万三千多起，这还不包括没有报案的，数量只多不少。其中冒充政府机关，警察，廉政公署，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反洗钱组织诈骗的是最多的，占比达88%左右。剩下的有假冒亲人好友，称亲人出意外急需钱做手术的，有称有股票，赌马内幕的，还有发现二战日军藏宝地的，甚至有古代皇帝转世的都有。反正五花八门，有些让人无语。
这其中，受骗人群大多为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被骗比例高达93%。
我询问了一下，是否可以抄录这些数据。得到肯定后，我拿出笔记本，将这些数据抄了下来。
做完这些，我们便告辞离开了。惠香姐开车送我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我便回宿舍开始了内地预防电话诈骗的方案编写。
首先我将香港电话诈骗的数据进行了列举，指出随着国内电话装机量的不断扩大，这个问题迟早会在国内发生。
根据香港电话诈骗的案情统计，我给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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