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上午十点，我提了两瓶从干爹那得到的泸州老窖头曲，两个自家做的黄粑，两包泡糖，两斤家乡的干桂圆。去蒋教授家拜年。
蒋教授家在沪上大学有三村四庄之称的徐汇村，是一幢日式小平房。好像还是抗战时期留下来的。
还好蒋教授在家，见我去拜访他，很是高兴。见我提着一堆礼物，又黑着脸说:“还拿什么礼物，不能这样。”还让我把东西提回去。我连忙解释了这些东西都是家人送的，黄粑还是家母亲手做的。蒋教授才勉强收下了礼物。
我们坐下后，他询问了我回家的情况。我一一的给他讲了一遍，告诉他我家里都很好。
蒋教授又狠狠的夸了我的那篇“文化自信”的文章。表示我能有这样的认识，很是难能可贵。现在的年轻人，一味的崇尚西方文化，自由思潮涌动。像我这样能为华夏文化而自信的年轻人真是不多。
我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烫，像是被火烤过一般，连耳根都微微发红。我有些窘迫地低下头，手忙脚乱地从包里翻出一个大大的文件袋，仿佛那里面装着什么稀世珍宝一般。
我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然后小心翼翼地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叠厚厚的稿纸。这些稿纸在我手中显得有些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我满心的期望和担忧。
我双手捧着这叠稿纸，缓缓地递给蒋教授，声音略微有些发颤：“老师，这是我写的一条建议，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您觉得可行，就麻烦您带着去燕京提交上去吧。”
蒋教授显然对我的建议很感兴趣，他眼睛一亮，连忙伸手接过我递过去的稿纸。他戴上那副略显陈旧的眼镜，将稿纸凑近眼前，仔细地阅读起来。
我站在一旁，心情有些忐忑不安。这份建议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写出来的，它关系到城市的未来和人们的生命安全。我衷心希望蒋教授能够认可我的想法，并将它带到更高的层面去讨论和实施。
这其实是我从后世的一场悲剧中得到的启发。在那个时空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城市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内涝。街道变成了一片汪洋，车辆被淹没，房屋被浸泡，更可怕的是，这场内涝还造成了十余人的伤亡。
我无法忘记那惨不忍睹的画面，也无法容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所以，我决定尽早提出关于“城市管网建设标准”的建议，希望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在我的建议中，我充分参考了后世的先进做法，并将其巧妙地融入其中。其中一个关键的创新点便是雨污分离系统的引入。通过这种方式，雨水可以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泊中，而污水则会被集中起来进行专门的处理，然后再安全地排入江河湖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污水对水域造成严重污染，还能更好地保护我们宝贵的水资源。
此外，我在建议中还对管网的建设规格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于五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主管道的直径不得小于三米，以确保能够承载大量的污水流量；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主管道的直径至少应为二米五；而对于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主管道的直径也不能小于两米。这样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规模城市的污水处理需求，确保系统的高效运行。
同时，在管网建设过程中，我还特别强调了要在旁边留出足够的空间，用于铺设水、电、气、通讯以及城市路灯等功能性管道。这样的规划不仅能够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协调性，还能为未来的城市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方便后续的升级和扩展。 在给出建议文本的同时，还附上了数十张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我在上学期利用周末时间，在上海的各个地方拍摄的。其中，有一些照片展示了暴雨过后，道路上面积水严重的情况，水洼和积水让路面变得湿滑且难以行走；还有一些照片呈现了低洼路面因为下雨而被淹没，导致车辆和行人都无法顺利通过的场景。此外，还有一些照片聚焦于那些如同蜘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各种电线和电话线，它们交织在一起，给城市的景观带来了一些杂乱的感觉。这些照片以一种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示了所描述的问题，使读者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实际情况。
因为蒋教授不但是人大代表，而且还是经济委员会的委员。每年两会都会参与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讨论，所以将建议交给他提出是非常恰当的。
蒋教授迅速浏览完整个文本，然后又仔细地翻阅了一下照片。他抬起头，面带微笑地对我说：“小徐啊，你这个建议真是太棒了！不仅如此，你还做了如此详细的说明和提供了解决方法，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尤其是你还拍摄了这么多的照片，显然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啊。”
蒋教授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目前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宽裕。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其难度可真是相当之大啊。我估计，这个建议通过的可能性恐怕不会太高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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