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上了车门，摇下车窗，递给我一张名片。
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吴仲明。没有头衔，没有地址，没有任何多余的字。
“带着你姐回去好好读书，好好生活。”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姐再梦到那些东西，打我电话。”
车子发动了，尾灯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变成两个红色的小点，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在学校门口，校门已经大开，值班室里一个保安趴在桌上睡着了，鼾声隔着玻璃都能听见。
我背着我姐，沿着路灯下的路，往学校外面走。
我姐在我背上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把耳朵凑过去。
“弟……”
“嗯？”
“我要回去好好读书，考大学。”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
“行，”我说，“你考。我打游戏，咱俩各干各的。”
我姐在我背上轻轻笑了一下。
东北三月的夜空很高很远，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幕，风已经不冷了。我背着我姐走过空旷的街道，身后那所学校静静地蹲在夜色里，三栋教学楼并排站着，路灯照着它们，再也没有棺材的影子。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楼顶上好像站着一个人影。
很淡很淡，淡得几乎要和月光融为一体。它站在我姐曾经悬空双腿坐着的那个位置，面朝着我们这个方向，一动不动。
不是那些鬼影，也不是老吴。那个人影的轮廓我认出来了。
是那个学姐。
她穿着裙子，长头发被风吹起来，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我把眼睛眯起来，使劲看——是一封信，粉色的，像是女生喜欢用的那种信封。
她看着我，把信举起来，朝我这个方向晃了晃。
然后她笑了。
不是恐怖的那种笑，是温柔的，带着一点点释然和感激的笑。就好像她终于可以放下什么东西了。
我想起老吴说的那句话——那些鬼影是被镇压的怨气，不是真正的死者。真正的死者早就该走了，但她们一直被那些怨气裹挟着，不得超生。
也许这个学姐，现在终于可以走了。
我背着我姐继续往前走，没有再回头。
走了大概五六分钟，我姐突然动了一下，声音清晰了很多：“弟。”
“嗯？”
“我枕头底下那份遗书……”
“我明天一早就打电话叫你室友扔掉。”
“把它留着。”
我脚步一顿。
“留着干嘛？”我说，“你还想再来一次？”
我姐沉默了几秒钟。
“留着提醒我，”她说，“我差一点就不要这个世界了。但这个世界没不要我。”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空旷的马路上，像两个紧紧靠着的小人。
我没再说话，但我笑了。
我姐看不见我的表情，但她一定感觉到了，因为我背着她走路的节奏变了，像是在踩着鼓点，轻快了很多。
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我把我姐安顿好，自己坐在床边，把那部用了一晚上的手机翻来覆去地在手里转。
老吴的名片在我口袋里，纸质的，摸着有点粗糙，很普通的名片，像是从哪个打印店随便印的。
但我翻过来的时候，背面有一行小字，是用圆珠笔手写的，笔迹很老很硬：
“三棺未破，怨气未消。这所学校，你们不能再回来了。”
我看了这行字很久。
然后把它翻过去，正面朝上，放进钱包最里面的夹层。
我姐在床上翻了个身，睡得很沉，呼吸均匀。
窗外，天快亮了。
那天在宾馆醒来之后，我跟我姐说，老吴让你别回去了。我姐坐在床边，抱着膝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话：“我还能去哪？那是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还没高考。”
我说你命重要还是高考重要？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倔强，不是逞强，是一种很平静的、深思熟虑之后才有的坚决。她说：“弟，你不懂。那个学校困住的不只是我们，还有那些已经走了的人。如果我跑了，下一个被选中的会是谁？是我室友？是我同桌？是那个每次考试都借我橡皮的女生？”
我没法反驳她，因为我知道她说的对。老吴收的只是一缕跑出来的怨气，本体还在那三栋楼底下压着。他也没说那东西不会再跑出来，他只是说“会再被压住一段时间”。
多长时间？他没说。
我姐回了学校。
我爸妈至今不知道这件事。我跟他们说姐姐压力大我去看了看她，现在好了。我妈信了，因为她总愿意相信好事。我爸多看了我两眼，没说什么，但我注意到他晚上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很久的烟。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家等消息。我姐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语气一次比一次正常。她说学校最近挺好的，那个加装了防护网的天台现在成了学生们的打卡点，有人在上面画了涂鸦，有人搬了多肉植物上去养，还有人在护栏上系了很多红绳，说是祈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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