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挺唯物的人。
打字打得好好的，家里突然“啪”的一声——像是什么钉子之类的小金属玩意儿掉在了地板上。很脆，很清晰，就在我脚边附近。
两只猫同时抬头。
大猫那个反应最快，瞳孔一缩，整只猫定住了，耳朵像雷达一样转向门口的方向，脖子伸得老长，盯着客厅外面看。小猫没它那么机灵，但也停止了舔毛，爪子悬在半空，圆眼睛跟着大猫的视线一块儿往外飘。
我没听到任何别的声音。没有人走动，没有风，窗户关得好好的。
但那个钉子落地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我家地上干干净净的，哪来的钉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后脊梁骨那条线上，有一层薄薄的凉意慢慢地爬上来，像有人用手指甲盖儿轻轻地划。
我也没多想——或者说我没敢多想——张嘴就吼了一声：“滚！”
特别大声。声音在屋子里撞了一下，尾音还有点劈。
喊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挺可笑的。
你要说我信吧，我嘴上从来不承认，有人跟我聊这些我都是嗤一声“封建迷信”就带过去了。你要说我不信吧，我至于对着空气吼那一声“滚”吗？我吼给谁听的？我要是真觉得什么都没有，我吼什么？
我坐在那儿，手指还搭在键盘上，屏幕上的字打到一半，光标一闪一闪的，特别正常。两只猫被我那一嗓子吓了一跳，都跑了，钻到沙发底下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原地，心里那种毛毛的感觉也没散，也没更严重，就那么若有若无地贴着，像衣服后领口没翻好，有一小块布硌着脖子，不至于多难受，但你没办法当它不存在。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是不信。
我就是嘴硬。
小时候有件事，我一直记得，但我很少拿出来说，因为每次说的时候，我一边在复述这件事，一边自己就在心里否认它，好像有两个我在打架。
那天白天还好好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姥姥家，吃的晚饭，我吃了满满一碗饭，姥姥做的红烧肉，我还多夹了两块，胃口好得很。吃完饭还看了会儿电视，动画片，什么节目不记得了，反正看完之后洗了脸洗了脚，爬上炕睡觉。
炕烧得热乎乎的，姥姥姥爷睡我旁边，我睡最里面靠墙的位置。
半夜我就醒了。
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翻个身又睡着的醒，是那种——怎么说呢——突然整个人清醒过来，眼睛睁开，一片漆黑，然后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对。
说不上来哪里难受，就是浑身都不对劲。不是疼，不是痒，不是酸，不是胀，是一种很奇怪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难受感，像整个人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住了，动不了，但又特别想动。
我想翻个身，翻不了。
想喊姥姥，嗓子发不出声音。
就那么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黑漆漆的天花板，耳朵里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特别重，特别慢，每一下都像有人在胸口上捶了一拳。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到天亮的。
反正就是忍。
硬忍。
我从小就这性格，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舒服也不说，怕吵醒姥姥姥爷。姥爷白天还要干活，姥姥身体也不好，我不想让他们半夜起来折腾。我就那么躺着，一动不动地熬了一整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难受感稍微退了一点点，我迷迷糊糊地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姥姥在灶台那边忙活的声音，锅铲碰铁锅，稀饭咕嘟咕嘟冒泡。我睁开眼，感觉比半夜那会儿好了一些，但还是浑身发软，像被什么东西抽干了力气。
我撑着坐起来，把被子掀开，脚踩在地上，刚站起来——
胃里猛地翻了一个跟头。
我都没来得及跑到外面，直接弯下腰就吐了。
吐出来的全是水，清亮的，夹杂着一点昨晚没消化完的东西。姥姥听到动静跑进来，看到我吐了一地，脸色马上就变了，过来摸我的额头。
“哎呀，咋这么烫！”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镇上的了。只记得姥爷拉着一辆板车，上面铺了层旧棉被，我躺在上面，姥姥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一条湿毛巾，时不时往我额头上敷。
那是晚上。
天上有星星，特别多，密密麻麻的，我从板车上看上去，那些星星随着板车的颠簸一晃一晃的，像是要掉下来似的。姥爷在前面拉着车，脊背弓着，一步一步地走，车轱辘轧在土路上，咯吱咯吱响。
镇上的卫生院很小，白炽灯管嗡嗡响，一个中年大夫给我量了体温，说烧得挺高，先挂水。
挂了一天。
下午的时候烧退了，我精神也好了不少，能坐起来喝几口水了。姥姥松了口气，姥爷又拉着板车把我带回家。
结果到了晚上，又是半夜，又是同样的感觉——突然醒来，浑身难受，烧又起来了，比前一天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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