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照人心
民国十七年的秋夜，雨丝像扯不断的银线，斜斜打在“苏记账房”的青瓦上，溅起细碎的声响。苏文砚刚把最后一本棉纱进货账摊开，指尖就触到了桌角那盏西洋台灯的金属底座，冰凉的触感顺着指缝往上爬。
这台灯是上月账房先生老周从上海带回来的，玻璃灯罩擦得锃亮，通上电后，暖黄的光铺在账本上，连“壹佰贰拾叁”里“叁”字的竖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周总说：“文砚少爷，这灯比您那油灯亮十倍，核账再也不用眯着眼了。”
可苏文砚还是从抽屉里摸出了那盏小油灯。铜制的灯座磨得发亮，灯芯是新换的棉线，他小心翼翼地往灯盏里倒了点菜籽油，火柴划亮的瞬间，跳动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映在账本上，忽明忽暗。
“台灯照的是字，油灯照的是心。”他又想起爷爷当年说这话时的模样——也是这样的秋夜，爷爷坐在这张梨木桌前，油灯放在手边，账册堆得像小山。那时他才八岁，踮着脚看爷爷拨算盘，算珠碰撞的脆响里，爷爷会突然停下手，指着油灯说：“文砚你看，这灯芯不能太旺，太旺了油烧得快，还容易燎着账册；也不能太弱，太弱了看不清楚字，算错了数，就是亏了主顾的信任。”
那时他似懂非懂，只觉得爷爷手里的算盘珠比油灯还亮。直到爷爷走的那年，也是秋天，临走前把这盏油灯交到他手里，说：“苏记的账房，算的不是钱，是良心。以后不管用什么新东西，这油灯得留着，夜里核账，它亮着，就像我在旁边看着，你不敢算错，也不能算错。”
窗外的雨又大了些，风裹着雨珠敲在窗棂上，台灯的光稳稳定定，可苏文砚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翻开棉纱账的第一页，上面记着“九月初三，收张记布庄棉纱二十匹，银圆壹佰伍拾圆”。这是老主顾张老板的货，张老板上个月还来账房坐过，说家里闺女要出嫁，想多进些棉纱做嫁妆。
核到第五页时，苏文砚的指尖顿住了。账本上写着“九月初十，付李记纱厂银圆贰佰叁拾圆”，可他记得李记的掌柜来结款时，说过纱价降了两成，按原来的价钱算，多付了三十五圆。他赶紧翻出当时的收据，借着油灯的光仔细看，果然，收据上的金额是壹佰玖拾伍圆，账本上的数字抄错了。
若是用台灯，他或许不会这么快发现——台灯的光太亮，字看得太清楚，反而少了那份逐字逐句的仔细。可油灯的火苗晃啊晃，像是在提醒他：“慢着点，再看看。”他想起爷爷当年核账，总要用手指着字，一个一个念出来，油灯的光跟着他的手指动，连小数点后的零都不会放过。
苏文砚拿出红笔，在错处画了个圈，旁边批注“多付叁拾伍圆，明日联系李记退回”。刚写完，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老周举着油纸伞走进来，裤脚湿了大半。
“文砚少爷，这么晚了还没歇？”老周看见桌上的油灯，皱了皱眉，“您怎么又用这油灯？台灯多亮啊，刚才我在楼下都看见您这屋的灯了，昏昏暗暗的，多伤眼睛。”
苏文砚把油灯往桌边挪了挪，让出台灯的光：“周叔，您过来看看，这页账抄错了。”
老周凑过来，借着台灯的光一看，拍了下大腿：“哎哟，这我昨天抄的时候没注意，把收据上的数抄错了！还好您发现了，不然李记那边还不知道怎么说呢。”他顿了顿，看着那盏油灯，又说，“不过也是奇了，您用这油灯，倒比我用台灯仔细。”
苏文砚笑了笑，把油灯的灯芯调了调，火苗又稳了些：“爷爷当年说，这油灯照的是心。心细了，账自然就对了。您看这灯，油少了就添点，芯歪了就拨正，就像咱们核账，发现错了就改，不能糊弄。”
老周点点头，没再说话，只是帮着苏文砚把剩下的账核完。台灯的光和油灯的光叠在一起，照在账本上，也照在两个人的手上——苏文砚的手握着笔，老周的手拨着算盘，算珠的脆响里，夹杂着油灯偶尔“噼啪”的轻响，倒比平日里多了几分暖意。
核完账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洒在院子里的梧桐叶上，亮晶晶的。苏文砚把油灯吹灭，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里，又看了眼台灯——他没关，让那暖黄的光留在桌上，像是在陪着那盏油灯。
第二天一早，苏文砚就去了李记纱厂。李记的掌柜听说多付了三十五圆，又惊又喜：“苏少爷，您这账算得也太细了！换了别家，说不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苏文砚笑着说：“王掌柜，苏记的规矩，错了就得改，不能亏了主顾。”他想起抽屉里的油灯，又补充了一句，“夜里核账时，灯亮着，心里就有数，不敢马虎。”
从李记回来的路上，苏文砚路过布庄，看见张老板正在给闺女挑布。张老板看见他，热情地打招呼：“文砚少爷，过来坐会儿？我闺女说，就喜欢苏记的棉纱，软和，做嫁妆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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