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蹲在巷口修自行车时，眼角总往对面那扇斑驳的木门瞟。木门是朱红色的，漆皮卷着边，像极了他年轻时见过的旧粮票，风一吹就簌簌掉渣。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刻着“修表”两个字，笔锋藏着股说不出的秀气，只是木料裂了道缝，像道没长好的疤。
这是他守着修车摊的第三个夏天。每天清晨六点，木门会“吱呀”一声开，陈阿婆提着竹篮出来买豆浆，蓝布衫的下摆扫过门槛，带起细尘。傍晚五点半，木门又会准时关上，陈阿婆的影子在门内晃一下，就没了动静。老周从没见过门里还有别人，也没见过陈阿婆修过表——那扇门像个密封的罐子，装着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东西。
这天午后，天闷得像灌了铅，蝉在老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老周刚补好一辆二八大杠的内胎，正擦汗时，对面的木门突然“哐当”一声开了。不是陈阿婆，是个穿白衬衫的年轻姑娘，手里攥着串钥匙，额头上沾着汗，对着门牌号反复确认，嘴里还念叨着：“没错啊，就是这儿……”
姑娘推开门时，老周看见门内的黑暗里，摆着一张掉漆的木桌，桌上蒙着层薄灰，只有一个巴掌大的漆盒，在昏暗中泛着微弱的光。那光很特别，不是漆皮本身的亮，是像碎星星似的光斑，在盒面上晃来晃去，明明是阴天，却像落了点阳光进去。
“大爷，您知道陈桂兰阿婆在哪儿吗？”姑娘走到修车摊前，声音带着点急。老周这才看清，姑娘胸前别着个工作证，写着“市档案馆”，名字是“林晓”。
“陈阿婆啊……”老周拧着毛巾的手顿了顿，“前儿个还见她买豆腐呢，怎么了？”
林晓松了口气，从包里掏出个笔记本：“我是来帮她查档案的。她上周打电话到档案馆，说想找五十年前的一份工作记录，说是跟她先生有关的，还提到了一个漆盒……”
老周的眼睛亮了亮。他守着这摊三年，从没听过陈阿婆提“先生”，也没见过她跟谁多聊过几句。巷里的老人都说，陈阿婆是三十年前搬来的，一个人住，不爱说话，唯一的爱好就是坐在门内的木桌旁，对着那个漆盒发呆。
“她没说漆盒是啥样的？”老周忍不住问。
“没细说，就说盒子上有光斑，像有太阳似的。”林晓皱了皱眉，“我今天来，也是想跟她再确认下细节。可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钥匙是她上周寄给我的，说要是她不在，让我先进来等。”
正说着，巷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陈阿婆提着空竹篮回来了，看见林晓，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个浅淡的笑：“姑娘，你来了。”
“阿婆，您去哪儿了？我还以为您不在家呢。”林晓赶紧迎上去。
陈阿婆没回答，目光越过林晓，落在老周身上，又很快移开，领着林晓往门里走：“进来吧，外头热。”
老周的心思全被那个漆盒勾住了。他看着木门缓缓关上，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坐立不安。他想起去年冬天，下着小雪，陈阿婆站在门口，手里捧着那个漆盒，哈着白气，对着盒子说话，声音很轻，他只隐约听见“阿明”两个字。
那天晚上，老周收摊时，看见陈阿婆的门缝里漏出光。他路过时，听见林晓的声音：“阿婆，您说的‘轻工局工艺科’，五十年前确实有这个部门，但档案在文革时丢了不少，我查了三天，只找到一份1973年的人员名单，没看见‘陈明远’这个名字……”
接着是陈阿婆的声音，很哑，像被砂纸磨过：“不可能啊……他明明说，他的工作证一直在局里存着，还说等我退休了，就拿着漆盒去找他……”
老周的脚步顿住了。陈明远？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他猛地想起，他父亲生前是轻工局的门卫，总跟他提“陈科长”，说陈科长手巧，会做漆盒，还说陈科长在1974年出差时，遇到了山洪，没回来。
第二天一早，老周特意早出摊半小时。陈阿婆开门时，他迎上去，有些局促地说：“陈阿婆，我……我可能知道您先生的事。”
陈阿婆的身子僵了一下，手里的竹篮差点掉在地上。她看着老周，眼神里满是不敢信：“你……你说什么？”
老周把父亲的事说了，还提到了山洪。陈阿婆的脸一点点白下去，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那年他出差，走之前给了我这个漆盒，说里面装着他做的第一块漆艺样品，让我等他回来，一起去登记结婚……可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单位说他失踪了，过了两年，就按‘因公牺牲’算的，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说着，陈阿婆从怀里掏出那个漆盒。老周这才看清，盒子是黑底的，上面用红漆画着缠枝莲，只是漆皮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头。最特别的是盒盖，上面有一块指甲盖大的透明漆，阳光照在上面，会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像星星落在上面。
“这光斑，是他特意做的。”陈阿婆的手指轻轻拂过盒盖，“他说，就算以后天阴，只要有一点光，盒子上就会有太阳，让我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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