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火人间
王建国的拇指在打火机磨砂面上蹭了蹭，黄铜壳子被掌心的汗浸得发亮。展柜里的汉代陶灶缩在聚光灯下，青灰色的陶土泛着哑光，灶眼圆溜溜的，竟和他兜里这只用了五年的打火机严丝合缝。
“王师傅，该走了。”导游小张的声音从展厅那头飘过来，带着职业性的笑意，“这批游客下午还要赶高铁呢。”
王建国“嗯”了一声，没挪脚。他鼻尖几乎要贴上玻璃，视线顺着陶灶的纹路往下滑。灶面刻着简单的弦纹，三个灶眼并排躺着，中间那个稍大些，旁边还捏塑出个小小的釜形，像极了他老家那口传了三代的黑铁锅。
“以前的人在这烧火，锅底的烟比我炒的菜还香。”他对着玻璃哈了口气，白雾迅速漫开又消散。恍惚间，陶灶的灶眼里竟腾起团看不见的热气，混着草木灰的味道钻进鼻腔——那是他十岁那年，在乡下奶奶家闻到的味道。
那年夏天雨水多，村西头的老柴房漏了雨，堆在最里面的陈柴发了霉。奶奶踩着木梯翻找干爽的柴火，王建国蹲在灶门前玩灶膛里的灰烬，忽然听见“咔哒”一声轻响。
“当心烫。”奶奶的蓝布衫扫过他的脸颊，手里攥着把干松针，“这柴得架空烧，火才旺。”她用烧火棍在灶膛里扒出个空心，松针填进去，火柴一划，橘红色的火苗“腾”地蹿起来，舔着锅底的黑垢，把奶奶的皱纹都映得暖烘烘的。
那天的晚饭是南瓜粥，奶奶把南瓜切成方块扔进铁锅，粥沸起来的时候，水汽裹着南瓜的甜香从锅盖缝里钻出来。王建国趴在灶台上看粥冒泡，忽然发现灶王爷画像的边角卷了起来，露出后面土墙上的一道裂纹，像极了此刻展柜里这只陶灶侧面的纹路。
“王师傅？”小张又喊了一声，这次带着点催促，“后面还有青铜器展区呢。”
王建国直起身，后腰传来一阵熟悉的酸胀。他今年五十八岁，在“老味道”饭庄掌勺三十年，右手腕的腱鞘炎犯起来能疼得握不住锅铲，但只要一站到灶台前，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舒展开了。
“来了。”他应着，却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眼陶灶。聚光灯打在灶眼上，像落了粒星星。他忽然想起上周三的晚上，后厨的新灶坏了，维修工要第二天才能来。那一桌客人点了红烧排骨，非说要用老式柴灶烧才够味。
“王师傅，要不换煤气灶？”学徒小李手忙脚乱地擦着灶台，“我看别家饭店都用……”
“去把后院那只煤炉搬来。”王建国系紧围裙，声音斩钉截铁。那只煤炉是他十年前从乡下收来的，铸铁的炉身锈得厉害，却比任何新式灶台都合他的心意。
煤炉烧起来的时候，后厨飘起久违的煤烟味。王建国把排骨在油锅里煸出焦糖色，加了酱油和冰糖翻炒，最后倒进砂锅坐在煤炉上煨着。火苗从炉口舔出来，映着砂锅盖的纹路，竟和记忆里奶奶家的铁锅有几分相似。
客人后来吃得精光，结账时特意到后厨道谢：“这味道，跟我小时候在姥姥家吃的一模一样。”王建国望着煤炉里渐渐暗下去的火苗，忽然觉得那客人的眉眼，像极了当年总爱扒着灶门看他烧火的小侄子。
展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一群穿校服的学生围着陶灶叽叽喳喳。
“老师，这是做饭用的吗？”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指着陶灶上的釜形捏塑，“比我家的电饭煲小多了。”
“这是汉代的陶灶模型。”戴眼镜的老师推了推眼镜，声音温和，“那时候没有电饭煲，人们用它烧火做饭，就像我们现在用灶台一样。”
“那他们做什么菜呀？”另一个男孩追问，“有炸鸡排吗？”
孩子们的笑声像撒了把豆子，王建国站在人群外，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热。他想起自己刚到饭庄当学徒的那年，师父总说：“做菜就像做人，得有烟火气。”那时候的灶台还是砖砌的，烧的是蜂窝煤，每天清晨他都要提前半小时到后厨，把煤炉捅旺，让烟火慢慢熏热冰冷的铁锅。
有次他炒糊了一盘青菜，师父没骂他，只是让他盯着灶膛里的火苗看：“火太急了，菜就焦；火太慢了，菜就蔫。得让火跟菜好好说话。”
王建国当时不懂，直到三年后他第一次独立掌勺，炒那道招牌的葱烧海参。当葱段在油锅里爆出金黄，海参裹着酱汁在锅里翻滚时，他忽然听见了“滋滋”的声响——那是火在跟菜说话，是菜在跟食客打招呼。
“您也是来看这陶灶的？”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边响起。王建国转过头，看见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蓝布衫洗得发白，跟记忆里奶奶穿的那件很像。
“嗯，”王建国点头，“看着亲切。”
“我家以前也有这么个灶。”老太太眯起眼，手指在玻璃上虚虚地画着陶灶的轮廓，“我男人年轻时是瓦匠，这灶是他亲手盘的，说比别家的省柴。”她忽然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成朵菊花，“有年大年初一，他非要在灶膛里埋个年糕，说讨个‘年年高’的彩头，结果把锅底烧了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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