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拎着帆布包，从又闷又挤的绿皮火车里出来时，走出车站，先是被迎面而来的喧嚣冲得一愣。
车站门口的人流几乎汇成一个乱糟糟的漩涡：嗑瓜子的大妈、满头大汗的搬运工、推着平板车的菜贩子，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带着五湖四海的口音。
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招工小广告，粗大的毛笔字写着“急招普工”“月薪三百包吃住”之类，纸张边角已经被人撕得七零八落，却依旧醒目得扎眼。
人群里，有穿得时髦的年轻女子，也有扛着行李卷的壮汉，一个个神情匆忙，好像都在赶着奔赴下一站的人生。
李向东心里涌上一种又熟悉又压抑的感觉。
他不是第一次来深圳，前世的他，也曾在这片地方来回折腾，只不过那时是灰头土脸地来，最后也是灰溜溜地走。
那年他二十四岁，跟着一个“老乡介绍”的皮包公司跑来深圳，说是搞手机贴膜加工，结果三天被骗走生活费；住的是连床板都没的群租房，晚上睡地板，醒来身上全是蚊包。
后来实在混不下去，跟着人去蛇口码头搬货，白天晒成煤，晚上还要防着同屋人偷钱。他学不会技术，脾气又冲，没撑几个月就灰头土脸回了县里。
最狼狈的一次，是在龙岗一个小工地旁的公厕外吃馒头。那时候他连一块钱泡面都不舍得买，坐在便池门口，旁边人上厕所味道呛得他眼睛发红，可他还是慢慢吃完那口馒头。
那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一个人，在陌生城市里混不出头，连尊严都没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倒霉，后来才知道，是他当年眼里没有方向，心里也没有光。
而现在，他站在深圳车站门口，人声依旧嘈杂、广告依旧刺眼，可他知道——这次，他不一样了。
他心中微微一酸，但脚步没停。
站在人潮中迷茫了几秒，他忽然听到有人喊：“哎——李向东？你怎么也来深圳了？”
他扭头望去，是个熟面孔。
“王哥？”李向东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去。
王哥是镇上认识的老乡，原先在建筑队干活，后来听说南下“能挣大钱”，一年前就走了。
此时他正扛着个鼓鼓的蛇皮袋，脖子晒得黝黑，满脸风尘仆仆的疲态，却咧开嘴笑道：“真是你小子，我说这脸咋这么眼熟！”
李向东笑着伸手握了握，语气里多了分亲切：“早就听说你在这边混了，前段时间我在镇上还听别人提过你。怎么样，这边好混不？”
“混嘛，活着就算混得还行咯”王哥咧嘴一笑，嘴角却带着点苦，“反正没饿死。”
“在哪干呢？”
“这两天没活，工地结了账，正四处找下家，在这边看看有没有活，没想到遇到呢”他说着瞄了眼李向东的包，“你是刚下来吧？东西不多……有地方落脚没？”
“还没呢。”李向东如实道，“准备先找个房落落脚，再去找点事做。”
王哥一听，立马拍了拍他肩膀：“那正好，我那片城中村有空房，三十块一月，够你凑合。环境不咋地，但比睡车站强。”
李向东点头：“那敢情好，麻烦你带带路。”
王哥摆摆手：“哎，咱老乡还客气啥？刚下来最怕就是踩坑，我当年就给黑中介坑了三十块押金，还吃了两顿馊饭。”
两人出了车站，沿街而行，街边摆摊吆喝的、推车卖报的、蹲地抽烟的，一条街仿佛塞满了整个世界的人。
转过几条巷子，就到了所谓的“城中村”——灰墙红砖，电线乱挂，墙面剥落，衣物晾在空中随风飘着。
“这片楼，几年后要拆迁吧？”李向东心里闪过个念头，前世他记得有拆迁新闻爆出，就是从这片起家，有人一夜暴富。
但这次，他不动声色，只默默记下楼号和房东口音。
老王领着他来到一栋六层高的握手楼——两栋楼之间挤得几乎没缝。楼道昏暗潮湿，墙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水渍。
“就这儿了，握手楼，挤是挤点，但便宜。”王哥顺手指了下那栋六层楼，“我住五楼，有事可以来找我。”
李向东仰头看了眼——两栋楼之间的间距不到两米，阳光被夹得死死的。对面晾着几件花衬衫和破被单，半空中横七竖八的电线挂得像蜘蛛网似的，风一吹，还晃了几晃。
楼道里潮得发腥，踩上去鞋底都打滑，墙角有一团黑斑，不知道是霉还是前几天雨水泡上来的。
一位穿着花衣服的大妈正坐在门口剥花生，嘴里还叼着牙签，听见动静，抬头瞥了他们一眼。
“租房？”她问得干脆，“二楼有个单间，十平米，床有，被有，三十块一个月，押一付一。”
“有窗户吗？”李向东顺口问。
“有啊，对着墙。”大妈指了指外面那片灰扑扑的砖墙，笑得干脆，“晒不到太阳，不热。”
她说完继续剥花生，瓜子壳哗啦啦落在脚边的盆里，一副“要租就快点”的老练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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