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车的黎明
候车室的荧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混着此起彼伏的鼾声和拉杆箱滚轮划过地面的钝响，在凌晨三点的空气里发酵成一种粘稠的疲惫。啊玉把自己缩在候车室角落的塑料椅上，行李箱被他拽过来当成临时枕头，后脑勺抵着硬壳表面凸起的品牌logo，硌得生疼，却抵不过眼皮上坠着的千斤重。
他手里还攥着那个白色药盒，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盒面印着的蓝色胶囊图案。这是出发前在楼下药店买的，店员推荐说见效快，他当时没多想，抓了两盒就往车站跑，连找零的硬币滚落在地都没顾上捡。此刻药盒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边角微微起皱，像他此刻揪紧的心。
手机屏幕在裤兜里亮了一下，是林婉清发来的消息，问他到哪了。啊玉想回复，却发现指尖发僵，连解锁的力气都快没了。他最后看的那条消息还是钟华发的——只有三个字，“发烧了”，配着一个龇牙笑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不过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可啊玉太清楚了，钟华从来都是这样，疼得直不起腰时会说“老毛病”，熬夜熬到眼底发青会说“思路顺”，就连大学时急性阑尾炎发作，都是强撑着帮他把参展的照片整理好才肯去医院。
“硬撑”这两个字，简直是刻在钟华骨子里的毛病。
啊玉的意识开始模糊，候车室的灯光在他眼前变成一团晃动的光晕，渐渐叠成青海湖边的夕阳。那时候他们刚拍完最后一组照片，啊玉蹲在湖边调参数，回头发现钟华正捂着肚子蹲在地上，额头上全是冷汗。他吓了一跳，要拉着去医院，钟华却摆摆手说没事，只是早上没吃早饭。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前一晚帮他修相机，趴在桌上睡着了，着凉引发了肠胃炎。
“同志，同志，醒醒。”
肩膀被轻轻推了两下，啊玉猛地睁开眼，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还以为是钟华出事了。映入眼帘的是乘务员挂着微笑的脸，藏青色制服上别着枚小小的铁路徽章，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到你的车次了，准备检票吧。”乘务员指了指不远处开始排队的人群，“看你睡得沉，怕你错过了。”
啊玉这才发现，窗外的天已经泛出了鱼肚白，原本漆黑的玻璃变成了一面毛玻璃，能隐约看见站台顶棚的轮廓。他慌忙站起身，腿麻得差点摔倒，手忙脚乱地扶住行李箱拉杆，药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哎哟，小心点。”乘务员帮他捡起药盒，递回来时瞥见了上面的字，笑着打趣，“这是去山里看亲戚啊？带着药呢。”
啊玉接过药盒，指尖触到乘务员掌心的温度，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低头蹭了蹭眼角，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不是亲戚，是接个朋友。”
“朋友生病了？”
“嗯，”啊玉点点头，喉结动了动，才把那句堵在嗓子眼里的话吐出来，“他硬撑着干活，不肯休息。”
说这话时，窗外的风正好掀起窗帘一角，带着清晨特有的凉意扑在他脸上。那风里好像混着山里的气息——钟华发的照片里，有漫山遍野的绿色，有土坯房顶上飘着的炊烟，还有孩子们光着脚踩过的泥地。啊玉想象着钟华裹着薄外套在山里奔波的样子，想象着他发烧时会不会像大学那次一样，蜷缩在被子里发抖，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厉害。
他拖着行李箱走向检票口，背影在空旷的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单薄。裤兜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钟老师说他没事，让你别担心，别跑太快。”
啊玉认得这个号码，是公益项目的当地志愿者。他几乎能想象出钟华是怎么跟人说的，一定是笑着摆手，语气轻松，仿佛自己只是得了场小感冒。可越是这样，啊玉心里就越急。
检票员接过车票时多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这人眼下的乌青太重，像熬了好几个通宵。啊玉没心思理会，攥着票根快步走向站台，冰冷的晨风灌进领口，让他打了个寒颤，却也清醒了几分。
火车已经停在站台边，墨绿色的车厢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泽。啊玉找到自己的座位，把行李箱塞到座位底下，刚坐下就听见邻座的大妈在打电话，说孙子在山里支教，非要等孩子们期末考完再回家，“这孩子，跟他爸一个倔脾气”。
啊玉望着窗外掠过的铁轨，突然想起钟华出发前，他去工作室送文件，看见那人正在收拾行李。背包里塞着他的旧相机，说是山里信号不好，胶片相机更靠谱；还放了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抄满了当地的地名和习俗，是他熬了三个晚上查资料整理的。啊玉当时还笑话他，说又不是去科考，钟华却只是笑，指着笔记本上圈出来的一处说：“这里有片竹林，早上有雾的时候拍出来肯定好看，适合做公益展的封面。”
他总是这样，做什么事都想着别人，唯独忘了自己。
火车缓缓开动，啊玉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想养会儿神，脑子里却全是钟华的样子。想他高中时穿着白衬衫在篮球场投篮的背影，想他大学时在宿舍楼道里帮自己扛沉重的摄影器材，想他现在或许正裹着被子坐在山里的土炕上，强撑着看那些拍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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