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秋末搬进那栋老楼的。
中介说这是单位家属楼，始建于1982年，原住户大多搬去了新区，剩下的要么是念旧的老人，要么是像我这样图便宜的租客。房租确实低得离谱，六十平的两居室每月只要八百块，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电梯，七楼的台阶磨得发亮，扶手铁管上结着层黏腻的油灰。
房东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交房时反复叮嘱：“晚上别出门乱逛，这楼里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经不起折腾。”她递钥匙时指尖在我手背上蹭了蹭，凉得像块冻久的腊肉，“尤其别去顶楼，晾衣绳断过好几回，摔死过人的。”
搬进去的第一晚，我在客厅收拾箱子，老式座钟敲了十下后，楼道里突然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像是有人穿着塑料拖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拖行，一步一停顿，伴随着金属摩擦的轻响。我以为是邻居起夜，趴在猫眼上看时，走廊声控灯却怎么也不亮，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灰影，在楼梯拐角处晃了晃，消失了。
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第二周的深夜。
我在卧室改论文，老式窗扇漏风，总把窗帘吹得簌簌响。零点刚过，天花板突然传来指甲抓挠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楼上用钥匙划地面。我以为楼上住了夜猫子，起身敲天花板抗议，抓挠声却转移到了墙里，从卧室角落的墙缝里渗出来，细细密密，像无数蚂蚁在墙体里爬行。
更奇怪的是卫生间的排风扇。
有天凌晨三点，我起床上厕所，发现排风扇在自动旋转，出风口漏出淡绿色的光。我记得明明已经关掉了电源，伸手去按开关时，风扇突然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转速快得几乎要飞出来，出风口飘出几缕湿漉漉的长发，黏在我手背上。
我冲进厨房拿杀虫剂，再回来时排风扇已经停了，出风口干干净净，只有墙面上的水渍在月光下泛着青黑，形状像个蜷缩的人影。
周末去楼下超市买泡面，收银的张姨突然拽住我手腕：“姑娘，你住七楼东户吧？”她压低声音，身后货架上的罐头在灯光下泛着冷光，“那户原先住的是王大夫，他老婆跳楼那年，穿的就是你昨天晾的那条红裙子。”
我猛地想起晾在阳台的红裙子——那是我在二手店买的vintage连衣裙，酒红色天鹅绒，领口处有枚铜制玫瑰扣。昨晚收衣服时，我发现裙摆沾了块暗红色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
“王大夫后来怎么样了？”我攥紧购物袋，指甲嵌进掌心。
张姨往我手里塞了包朱砂：“他啊，天天夜里在楼顶鼓捣些瓶瓶罐罐，说是要给老婆配‘还魂药’。有天早上我看见他拎着个铁皮箱下楼，箱子缝里漏出头发丝，黑的白的都有……”她突然噤声，目光越过我肩膀，看向超市门口。
我回头时，看见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正站在玻璃门前，手里提着黑色医药箱，金属扣环在阳光下闪过冷光。他脸埋在阴影里，只能看见下巴上青黑的胡茬，和我家卫生间墙缝里漏出的头发丝颜色一模一样。
秋分那天，我在楼道里遇见了房东老太太。
她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苹果和黄纸，看见我时愣了愣，塑料袋里滚出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暗红色粉末。“给楼上的…送点吃的。”她弯腰捡瓶子，我瞥见她后颈有道弧形伤疤，像是被什么锐器割过，“你晚上别开厨房灯，那盏灯……照见过不干净的东西。”
当晚我失眠了，盯着天花板上的水痕发呆。凌晨两点，厨房突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握着水果刀过去查看，发现冰箱门大开，里面的牛奶盒被划开，白色液体混着暗红色粉末，在瓷砖上画出不规则的图案，像极了人体解剖图里的血管分布。
天花板的抓挠声再次响起，这次更清晰了，伴随着含混的嘟囔：“差一点…就差一点……”
我猛地想起房东说的顶楼，抓起钥匙冲上楼。七楼到八楼的楼梯间堆满杂物，蛛网里挂着褪色的红布条，像是从前的喜字。顶楼的铁门没锁，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月光里散落着无数玻璃瓶，里面泡着各种人体组织：眼球、手指、胎儿标本……
正中央摆着张手术台，台面上铺着酒红色天鹅绒，正是我那条红裙子。裙子中央放着个铁皮箱，箱盖敞开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人皮，每张皮上都标着编号和日期，最新的一张标签上写着：2023.9.23，七楼东户，皮肤弹性3.7分。
我转身想跑，却撞进一个带着福尔马林气味的怀抱。
穿白大褂的男人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手里的手术刀正滴着液体，混合了酒精和血液的气味冲进鼻腔。他下巴的胡茬蹭过我耳垂，声音里带着病态的温柔：“别怕，很快就好。你看，你裙子上的血已经养了三年，今晚就能配成最后一味药……”
他口袋里掉出张泛黄的病历单，我瞥见患者姓名栏写着“李桂兰”——正是房东老太太的名字。病历诊断栏用红笔圈着：精神分裂症，幻听幻视，伴有剥脱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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