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进老城区的第7天，在卧室墙皮脱落的缝隙里发现了半枚带血的指甲。梅雨季的空气像浸了水的棉絮，贴在皮肤上黏腻得让人发慌。这栋建于九十年代的公寓楼没有电梯，六楼的出租屋是我跑遍全城找到的最便宜住所。房东Mrs.陈交钥匙时反复叮嘱：“千万别碰三楼的铁门，那家人走得急，东西都没搬完。”
她没说“走得急”的原因。直到第一周深夜，我听见楼下传来指甲抓挠木板的声音，频率和心跳重合，咚、咚、咚，从墙里渗出来。“可能是水管老化。”闺蜜小夏隔着电话打哈欠，“你先涂点除霉剂，老房子都这样。”她不知道我掀开墙纸时看到了什么——墙面上用红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字：“它们在墙里笑”，字迹周围爬满蛛网般的裂纹，缝隙里渗出暗褐色液体。
除霉剂的气味盖不住墙角的腥甜。我戴着口罩用美工刀刮墙皮，刀片突然陷入柔软的组织，挑开后掉下一块腐烂的肉状物，里面裹着半枚淡紫色的指甲，甲床边缘有明显的撕裂痕迹。凌晨三点，我蹲在卫生间冲洗刀片，水流声中夹杂着楼下的脚步声。从猫眼望去，楼梯间的声控灯忽明忽暗，光影里闪过一件褪色的碎花旗袍，布料上沾着青苔般的污渍。那是三楼铁门里的东西，Mrs.陈说过，前住户是个裁缝，丈夫出车祸后就疯了，整天在屋里做寿衣。
手机在这时震动，租房APP弹出新消息：“亲，您查看的房源有新动态！”推送的图片里，我的卧室墙纸完整无损，墙角摆着一盆生机勃勃的绿萝——可我分明记得，看房时这里只有剥落的墙皮和霉斑。
第七天深夜，我被重物倒地声惊醒。客厅传来细碎的拖沓声，像有人拖着布料在走路。我握紧床头柜的台灯，赤脚踩在地板上，凉意从脚底窜到后颈——地板是干的，可我明明记得睡前拖过地，拖把桶里的水还没倒。
“谁？”台灯砸中衣柜的瞬间，我看见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布偶娃娃倒在地上，陶瓷眼珠滚到我脚边，嘴角裂开的缝线里露出棉絮。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从来没买过布偶。布偶的裙子是褪色的碎花布，和那天在楼梯间看见的旗袍花纹一模一样。我捡起眼珠，发现背面刻着细小的字：“阿芳，妈妈给你做的新裙子”。
床头的手机突然亮起，是房东Mrs.陈的语音：“小姑娘，三楼的东西要是跑出来了，赶紧用黑塑料袋套住扔出去，别打开看！”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背景里有男人的怒吼：“说了别管闲事！当年那女人就是自己作死——”
语音戛然而止。我冲进厨房翻出黑塑料袋，再回到客厅时，布偶已经不见了。地板上有潮湿的脚印，从客厅延伸到卫生间，瓷砖上倒映着我扭曲的脸，以及身后浴帘里隐约的人影。浴帘“唰”地被拉开，里面只有生锈的花洒和半瓶洗发水。但镜子上的水雾里，浮现出一行小字：“帮我找到阿芳的手”，字迹是血红色，还在往下滴着水珠。
我想起看房那天，Mrs.陈说前房客的女儿夭折了，尸体找到时少了只手。墙里的指甲、会动的布偶、碎花旗袍……所有线索都指向三楼那个永远锁着的房间。
第十天，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三楼的铁门。铁锈味混着樟脑丸的气息扑面而来，正对门的立柜上摆着褪色的结婚照，穿西装的男人笑容僵硬，旁边的女人穿着碎花旗袍，手里抱着个布偶——和我房间出现的那个一模一样。
里屋的缝纫机还开着，布料上堆着未完工的寿衣，针脚细密得异常，每一针都穿过布料和下面的木板。我掀起布料，木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阿芳”两个字被刻得最深，周围还有许多陌生的名字，像是某种名单。
墙角的老式衣柜发出“吱呀”声，我屏住呼吸拉开柜门，里面掉出个红色铁皮盒，里面装着十二只陶瓷眼珠，每只眼珠上都刻着不同的日期。最新的那只刻着“2023.6.15”，正是我搬进公寓的日子。
地板下传来抓挠声，这次不是墙里，是正下方。我这才意识到，六楼的正下方是三楼，而三楼的正下方……是地下室。铁皮盒掉在地上，眼珠滚进缝纫机下的缝隙，露出里面的暗红色液体。那不是机油，是干涸的血迹。缝纫机的踏板上有枚带血的指甲，和我在墙里发现的那枚一模一样，甲床处还连着细小的皮肉。
手机在这时响起，是小夏的视频通话。她的身后是我房间的衣柜，镜头慢慢拉近，我看见衣柜门的缝隙里露出半只布偶的手，手腕上系着红绳，绳头还滴着水。“你看这是谁送的礼物？”小夏的声音带着异样的欢快，“她说住在你楼下，要谢谢你照顾阿芳——”
画面突然被切断，屏幕上倒映出我惊恐的脸，以及身后衣柜里缓缓伸出的碎花裙摆。布偶的头从门缝里探出来，陶瓷眼珠盯着我，嘴角的缝线咧得更大了，露出里面蠕动的黑色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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