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2019年那个梅雨季，消毒水味比往年更浓烈，像是要掩盖某种腐烂的气息。
母亲因肺癌住进仁济医院时，我特意选了间朝南的病房。但同楼层的护工私下告诉我："314病房最好别住，去年有个老太太在里面走的，走前一直说看见穿白大褂的小女孩在窗边晃悠。"
我没放在心上，直到第一晚值夜。凌晨两点，走廊尽头的灯忽明忽暗，我听见轮椅轱辘声由远及近，停在314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个穿粉色病号服的小女孩，背对着我坐在轮椅上，头发湿漉漉地滴着水，发尾扎着褪色的红头绳。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我拉开门，走廊里却空无一人。轮椅轱辘声再次响起，这次是从楼梯间传来。我追过去，看见楼梯口的指示牌在晃动，"地下三层"的箭头被划得模糊不清，像是有人用带血的手指反复涂抹过。
第二天查房时，我向主治医生提起这事。陈医生正在调整输液管，闻言手顿了顿："医院太大，难免有回声，别自己吓自己。"他的白大褂领口露出半截项链，那是枚银色的十字架，十字架背面刻着"1943"的字样。
下午，我在护士站看见份旧报纸。1943年的头版标题是"仁济医院离奇火灾，太平间十二具尸体神秘失踪"，配图是医院旧楼的废墟，断墙上隐约可见"禁止入内"的字样。
"那是老楼的地下三层，"值夜班的小护士凑近我，"听老一辈说，抗战时这里做过细菌实验室，死了不少人。后来改成太平间，结果总丢尸体，干脆封了......"
她的话被抢救室的铃声打断。我回到病房时，发现母亲正盯着窗户发呆，嘴唇微动："穿粉裙子的小姑娘......她说下面很冷......"
当晚十点，我在茶水间泡咖啡，听见两个护工在聊天。
"你听说了吗？201床的阿婆走前，说看见地下三层的门开了，有穿白大褂的人抬着铁盘进去......"
"嘘！"另一个护工紧张地张望，"上个月新来的护工小张，就是下去找东西，回来后整个人都傻了，嘴里一直念叨'铁盘里都是眼睛'......"
咖啡杯突然从我手中滑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弯腰收拾碎片，看见茶水间的地砖上有道细细的裂缝，裂缝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散发着浓重的福尔马林味。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梦见自己站在地下三层的走廊里。墙壁上贴着泛黄的标语："科学救国，实验优先"。每扇门上都挂着生锈的铁牌，编号从1到12，门缝里渗出绿色的荧光，像是某种生物在蠕动。
第12号门前站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背影很像陈医生。他手里端着个铁盘，盘子里装着血淋淋的器官，每颗器官上都长着一只眼睛，眼球转动着看向我："来看看妈妈吧，她在这里很开心......"
我惊醒时，母亲正坐在床上，目光空洞地看着我："小明，你听见了吗？下面在叫我......"她的手背上突然浮现出青色的血管，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蠕动。
天亮后，我在医院档案室查到了陈医生的资料。他是1943年那场火灾的幸存者，当时只有八岁，父亲是医院的病理科主任。火灾后他被送往国外，直到十年前才回到仁济医院。
"那场火灾烧死了我父亲，"陈医生办公室的百叶窗半开着，在他脸上投下交错的阴影，"他们说他是为了抢救实验数据才没逃出来，但我知道......"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瓶子，里面装着淡绿色的液体，"有些东西，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那天晚上，我偷偷跟着陈医生来到楼梯间。他手里拿着盏煤油灯，灯光照亮了通往地下三层的铁门，门上的锁已经生锈，旁边贴着张褪色的封条，落款是"1965年8月15日"。
"谁？"陈医生突然转身，煤油灯剧烈晃动，照亮了他身后的墙壁——上面用暗红的血迹写着"还我眼睛"四个大字，每个字都带着拖拽的痕迹，像是用血手指蘸着内脏画成的。
我屏住呼吸，看着他用钥匙打开铁门。门后是陡峭的水泥台阶，台阶上散落着碎玻璃和骨头，空气中弥漫着腐肉和福尔马林的混合气味。当煤油灯的光芒照到地下三层的走廊时，我看见两边的墙上挂满了人体器官标本，每个标本瓶上都贴着标签，标签上的日期从1943年一直延续到2005年。
陈医生在第12号门前停下，用袖口擦了擦玻璃。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见房间中央有张不锈钢解剖台，台上躺着具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尸体，她的腹部被剖开，内脏整齐地排列在旁边的铁盘里，每颗内脏上都插着标签，标签上写着"实验体07号"。
"她叫小雨，"陈医生的声音带着哽咽，"当年父亲说她得了怪病，需要住院观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她当成了实验品，想看看癌细胞能不能在儿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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