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我攥着实习生工作牌走进市电视台大楼时，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后的一场拍摄任务，会彻底改写我的人生。老旧的电梯门在七楼“哐当”打开，霉味混着油墨香扑面而来，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明明灭灭，像一只随时会闭上的眼睛。
栏目组办公室里，王姐把一叠资料摔在桌上，纸页间夹着泛黄的剪报：1978年，青山精神病院突发患者暴动，护士长离奇坠楼身亡，尸体被发现时双手反折成诡异的弧度；1982年，医院因“医疗事故频发”突然关闭，最后一批医护人员集体失踪，只留下满墙未干的血字。
“台里要做个灵异特辑，就拍这座废弃医院。”王姐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我们几个实习生，“今晚就出发，谁要退出现在说。”小赵缩了缩脖子，喉结滚动了一下。我盯着剪报上模糊的尸体照片，鬼使神差地说：“我去。”
傍晚六点，我们的面包车碾过精神病院锈迹斑斑的铁门。夕阳把主楼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双伸出的枯手。摄像老周架好机器时，取景框突然闪过一道白影，他揉了揉眼睛：“见鬼，镜头进灰了。”我顺着镜头方向望去，二楼某个窗户的玻璃碎片间，隐约映着半张扭曲的脸。
主楼大厅的吊灯垂着腐烂的蛛网，我们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空间里回响。王姐举着手电筒，光束扫过墙上剥落的标语——“解放思想，战胜病魔”，最后一个“魔”字缺了半边，像咧开的嘴角。老周突然指着墙角：“那是什么？”
我们凑近一看，褪色的宣传栏里贴着张黑白照片，十几个穿病号服的人站成一排，中间戴护士帽的女人面容清秀。当我用手机闪光灯照亮照片时，她原本下垂的嘴角突然上扬，露出个诡异的微笑。小赵猛地后退，撞倒了旁边的轮椅，金属撞击声在楼道里炸开。
二楼的哭声是从304病房传来的。门把冰凉得像块铁，推开时发出指甲抓挠般的声响。老周的摄像机刚对准病床，屏幕突然雪花乱闪，一个长发女人的虚影从被褥里坐起，湿漉漉的黑发间露出青灰色的脸，眼眶里淌着黑水。我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王姐却镇定地说：“别慌，可能是电磁干扰。”
可当我们退到走廊，老周发现摄像机的SD卡不翼而飞。小李摸遍口袋，脸色惨白：“我的备用卡也没了。”这时，整栋楼的温度骤降，我呼出的气在手电光束里凝成白雾。拐角处传来拖沓的脚步声，一下，两下，像是穿着拖鞋在拖拽什么。
“快走！”王姐压低声音。我们跌跌撞撞跑向楼梯，却发现通往一楼的台阶变成了向上的。小赵突然指着楼梯扶手尖叫，那里布满黑色的手印，每个指节都扭曲得不成人形。更可怕的是，最上方的手印旁，赫然印着我今早出门时戴的虎头钥匙扣的形状。
顶楼天台的铁门被锈死，我们只能砸开一扇小窗钻出去。月光下，那个穿保安制服的人体模型直勾勾盯着我们，白色面具上不知何时多出了血泪。老周的摄像机突然自动开机，镜头里出现了我们五人的背影，而在我们身后，密密麻麻站着无数模糊的人影，他们的手臂互相缠绕，形成一张巨大的人网。
“电池！”小李突然喊。所有设备的电量条在瞬间归零，老周的摄像机发出刺耳的蜂鸣。我感觉有冰凉的手指划过脖颈，转身看见一个穿病号服的男人贴在我身后，腐烂的嘴里吐出气泡：“还我眼睛……”
我们连滚带爬冲下楼梯，这次终于找到了出口。但当我们跌坐在面包车旁时，发现车门上布满湿漉漉的手印，最中央印着一张咧到耳根的笑脸。回程路上，车载收音机突然响起尖锐的电流声，夹杂着女人的笑声和指甲抓挠金属的声音。
回到台里已是凌晨三点。后期小王揉着眼睛打开素材，监控室的灯突然全部熄灭。应急灯亮起的瞬间，我看见屏幕里闪过无数画面：腐烂的手从显示器里伸出，穿护士服的女人对着镜头梳头，还有我们五人在天台奔跑，身后的人网越收越紧……等灯光恢复，所有素材都变成了黑屏，只有一行红字在闪烁：“你们不该来。”
第二天，栏目组被紧急叫停。王姐请了长假，据说在家对着镜子尖叫；老周的摄像机里倒出半块带血丝的眼球；小赵在睡梦中用指甲剜自己的脸，嘴里念叨着“还眼睛”。而我，总能在深夜听见有人在敲我的窗户，玻璃上倒映着那张扭曲的笑脸——和宣传栏里护士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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