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城中村施工队在排水沟底挖出具完整的骨架，手腕上戴着半只银镯子，掌心攥着半张红纸，上面隐约可见“王老头子收”的字样。李大爷说，这是桂花婶的骸骨，当年没捞全，现在终于能和王大爷合葬了。
葬礼那天，我和虎子去公墓送了花圈，瓷罐里装着新捡的骨殖，骨灰盒上贴着红纸，写着“桂花婶收”。墓碑重新立起来，照片里的两人穿着蓝布衫和灰对襟衫，笑得格外安详，嘴角的黑痣都被细心地描过，像活着时那样。
从那以后，我再没在夜路上见过穿灰对襟衫的老太太。但偶尔经过老巷子，总会看见墙根儿有新烧的香灰，堆成红纸包的形状，旁边放着治咳嗽的药——知道是有人接过了新的约定。
去年冬天，我谈了个女朋友，她家住城郊，每次送她回家，路过槐树巷旧址，她总会指着路灯说：“你看，那儿好像有个人蹲着。”我笑笑，把她的围巾紧了紧：“别怕，是等红纸包的人。”
上个月，电子厂的王胖子突然找我，说新来了个保安，总在夜班时咳嗽，后背弓得像虾米。我跟着他去厂子，看见值班室里坐着个老头，穿蓝布衫，嘴角有颗黑痣，正对着墙根抽烟，脚边放着个红纸包，边角磨破，露出半截金属搭扣。
“小伙子，帮个忙呗。”老头抬头，声音哑得像砂纸擦玻璃，“把这个带给巷尾的桂花，就说老王头想她了。”
我盯着红纸包，掌心微微发烫。十年前的暴雨、三年前的夜路、今晚的厂区，原来有些约定，一旦在活人死人之间牵了线，就永远断不了。深吸口气，我接过纸包，硬邦邦的边角硌着手心，这次没有霉味，只有淡淡的艾草香，像极了桂花婶当年给的水果糖。
“好嘞，”我把纸包揣进兜里，听见身后王胖子骂骂咧咧：“老陈你干啥呢？那老头是新来的，脑子有点毛病……”话没说完就卡住了，因为他看见老头突然不见了，值班室的墙上，不知何时多了张老照片，是两个穿蓝布衫和灰对襟衫的老人，站在老槐树下，手里各拎着个红纸包，笑得格外灿烂。
走出厂子时，夜色正浓，路灯一闪一闪，像鬼眨眼。我摸着兜里的红纸包，突然明白，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是活人心里的亏欠。只要有人愿意接过纸包，替死人完成没说完的话、没送完的信，这世间的遗憾，就不算真的断了。
至于下一次遇见红纸包是什么时候？谁知道呢。反正夜路还长，总有人要走，总有人要蹲在墙根儿，等着递出那个硬邦邦的、带着香灰味的纸包。而我，这次不会再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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