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的某个午夜，我蜷缩在沙发上数着挂历划掉的日期。父亲已经失联四十三天了，母亲每隔两小时就要往海事局跑一趟。直到第十天傍晚，玄关突然传来钥匙转动声，父亲拎着磨损严重的皮箱站在门口，西装前襟沾着块可疑的暗红色污渍。
"遇到海盗了。"他轻描淡写地把皮箱扔进储藏室，仿佛在说菜市场遇到扒手。那个装满美金与古巴雪茄的铁皮保险柜，连同话务员脖子上消失的黄金项链，都被他永远锁进记忆深处。
直到两年后大副夫妇来家宴饮，我才窥见那个惊心动魄的雨夜全貌。
咸涩的海风裹挟着柴油味，将马六甲海峡的夜幕搅成粘稠的墨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银星号"货轮切开浪涛，探照灯的光柱在漆黑海面划出苍白的十字。值班水手小吴第三次擦拭起雾的镜片，突然发现三十米外的浮标灯诡异地熄灭了三秒。
"可能是渔网浮标。"大副老王嚼着槟榔嘟囔，后颈的刀疤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这个前南海舰队老兵总说闻到"鲨鱼味"，此刻却把配枪锁进船长室的密码柜——公司严禁主动开火，那支老式左轮不过是装样子的铁疙瘩。
凌晨两点十七分，第一枚抓钩扣住右舷排水口。六个黑影顺着尼龙绳攀上甲板，浸透海水的胶鞋没有发出半点声响。他们腰间别着的不是海盗惯用的砍刀，而是清一色美式M9军刺，刃口在月光下泛起幽幽蓝光。
话务室的红灯突然熄灭时，父亲正在核对舱单。这个毕业于大连海事学院的高材生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洁癖，即便在赤道航线上也坚持系好每粒纽扣。当他听到门外传来生硬的英文问话，指尖还停留在计算器的归零键上。
"项链在流血。"大副媳妇突然插话，酒杯里的绍兴黄酒泼出大半。这个平日里温婉的舟山女人死死攥住餐布，仿佛又看见丈夫抬着担架冲进医务室，担架上昏迷的话务员脖颈缠着浸透的纱布，暗红血渍顺着锁骨蜿蜒成诡异的符号。
海盗首领是个戴独眼罩的瘦高个，皮质眼罩边缘露出烧灼的疤痕。他用匕首尖挑起父亲的金丝眼镜，突然吹起口哨——竟是《友谊地久天长》的调子。三个手下像闻到血腥的鬣狗，将保险柜里的五十万美金码进防水袋，连古巴雪茄都仔细裹上锡纸。
"你们很专业。"父亲突然用阿拉伯语说道。首领动作顿了顿，反手用刀背摩挲过他熨烫平整的衣领："中国船长，比索马里那帮杂碎强。"指间的老茧显示他曾是正规海军，虎口残留的蓝色油墨像是某国舰队的编号。
变故发生在撤退时刻。落在最后的少年海盗突然扯开话务员的衬衫，黄金项链上的翡翠吊坠在应急灯下泛着幽光——那是他未婚妻送的定情信物。军刺沿着喉结缓缓游走，血珠渗出时，少年突然露出白森森的牙齿："这项圈真配你。"
五年后我在鹿特丹港再次见到那条项链。某位希腊船王的收藏室里，翡翠背面赫然刻着"1987.3.21 永结同心"。当我说起那个带着《友谊地久天长》口哨声的雨夜，老船王转动着翡翠的手突然颤抖起来："那首曲子…是荷兰皇家海军的殉葬曲。"
货轮驶离马六甲海峡时，朝阳正刺破积雨云。大副在医疗室发现话务员攥着半截染血的项链，翡翠坠子不翼而飞。父亲站在舰桥望着海天交界线，晨光将他笔挺的背影拉得很长。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始终不愿详述的夜晚，不仅关乎勇气与生存，更暗藏着大航海时代最后的血色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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