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余晖无力地洒在赤红坝乡的每一寸土地上，像是给这个被贫困与苦难笼罩的地方又添了一层灰暗的色调。赤江边上一处破败的茅草房，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尤为孤寂和凄凉。四周的田野里，农作物稀稀拉拉，毫无生机，仿佛也在为这片土地的不幸而哀伤。风，带着丝丝凉意，吹过田野，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个悲惨的世界低吟悲歌。这茅草房破旧不堪，房顶的茅草参差不齐，像是被风雨无情地抽打过一般，稀稀拉拉地挂着，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卷走。房间的门窗也歪歪斜斜，门框和窗框都已腐朽，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将它们吹倒。
屋内，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和几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粗陋家具。木板床的边缘已经磨损，露出粗糙的木头碴子，床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棉被，补丁摞着补丁，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墙上挂着几件破旧的衣物，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像是在诉说着这个家庭的悲惨遭遇。破烂的木板上，躺着一个男人，他便是肖长林。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毫无血色，嘴唇干裂发乌，早已没了生气。他衣衫褴褛，身上的衣服打着大大小小的补丁，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皮肤。粗糙的手上还残留着劳作时的茧子，那是他无数日夜为全县首富、大地主兼川军旅长师爷黄建业卖命的见证。
他的一生，都在贫困与压迫中度过，从未享受过一天的安宁和幸福。肖长林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他的眼睛微微凹陷，仿佛在生前就已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母亲赵妈和女儿肖英守在木板床旁，两人的哭声凄惨无比，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苦痛都宣泄出来。肖英双眼红肿，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她还不满 15 岁，稚嫩的脸庞已写满了悲痛和无助。她紧紧抱着父亲的脖子，像是要抓住这最后的一丝温暖，她的身体不停地颤抖，抽泣声让人揪心。她的头发凌乱地散在脸上，泪水和着灰尘，让她看起来更加可怜。
赵妈则面容憔悴，头发凌乱地散着，几缕白发格外刺眼。她的嘴唇颤抖着，时不时地发出悲痛的呜咽，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奈。她的双手紧紧握着肖长林的手，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他的生命。就在这时，雄国兵，这位苏维埃政府主席，匆匆赶来。他身姿挺拔，步伐匆匆却又稳健，眼神中透着坚定和威严。他身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腰间系着一条皮带，上面别着手枪，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气场。进入屋内，看到眼前的惨状，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眼神中透露出愤怒和同情。他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他知道，自己必须为这对孤女寡母做点什么。
雄国兵示意身后的几个赤卫队员，他们身着略显破旧但整齐的军装，眼神中透露出军人的坚毅和果敢。赤卫队员们迅速分散开来，有的找来木板和绳索，准备制作简易的棺材；有的帮忙收拾屋内凌乱的杂物，为葬礼做准备；还有的去附近的山上砍来竹子，准备搭建灵棚。他们的动作熟练而迅速，有条不紊地布置着丧葬事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偶尔的几声工具碰撞声，仿佛在为肖长林默哀。雄国兵走到赵妈母女身旁，蹲下身子，温和地看着她们。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同情，就在这时，他突然惊叫起来：“你是英子？”
原来是邻居刘双江的小闺女，几年前被徐麻子抓去抵债卖到了外地，竟然在这里遇见，还出落成亭亭少女了。国兵不解地问道：“你怎么在这里，这是咋回事？”英子边哭边说：“那年我被徐麻子捆绑到这里，卖给黄建业家里当丫头，许配给他那个大儿子黄大春才五岁的儿子做堂客。我年纪小，背不起、抬不起、拿不起，就经常挨打。也在黄家做长工的肖伯伯和赵婶婶经常帮我，我就认他们为干爹干娘。他们没有亲生子女，也就收我为亲生女，我发誓要为他们养老送终。想不到干爹命苦，还不到 40 岁啊，就被他们折磨死了。” 说着，英子又放声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回荡在破旧的茅草屋内，让人听了心碎。
雄国兵轻轻拍了拍英子的肩膀，轻声说：“英子，别太伤心，我们会帮你们的。” 赵妈抬起头，看着雄国兵，眼中满是绝望和无助，她微微颤抖地诉说着家庭的不幸。这些年，肖长林在黄家没日没夜地干活，却只能换来微薄的收入，一家人依旧食不果腹。黄建业雇佣的管家打手特别凶，对他们百般刁难，稍有不顺心就打骂责罚。前几天，肖长林因为劳累过度，病倒在床上，黄建业的管家不仅不给医治，还克扣工钱，最终导致他含恨而死。赵妈说着，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的声音颤抖，充满了对黄建业管家及其一家老小的怨恨。
雄国兵静静地听着，他的眼神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深知，在这片土地上，像这样的苦难并非个例，是地主和军阀的压迫让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暗暗握紧了拳头，心中充满了斗志，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像肖长林这样的贫苦百姓，他们在压迫下苦苦挣扎，他发誓要为他们讨回公道。眼前必须先把肖长林安埋下去，老祖宗的传统是人死了要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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