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南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北方局势日益恶化，少数民族的军事势力不断壮大，匈奴、羯等族的军队频繁侵扰中原地区，西晋朝廷在战乱中摇摇欲坠。洛阳、长安等城市多次遭受战火洗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中原大地陷入一片混乱。而江南地区相对稳定，自然条件优越，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为司马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之所。从自身发展考虑，司马睿在北方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作为皇族旁支，他在西晋朝廷中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影响力。而江南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司马睿有机会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势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公元307年，司马睿获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奉命镇守建业（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名讳，更名为建康）。同年九月，司马睿偕同王导渡江前往建业，一同南迁的还有大批北方流民，形成了一股南迁狂潮。然而，初到江南的司马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在江南地区缺乏威望，当地的世家大族对这个来自北方的王爷并不认可，过了一个月，都没有人前来拜访，司马睿陷入了尴尬和失望的境地。
在这关键时刻，王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堂兄王敦商议，决定利用三月三民间修禊的日子，为司马睿大肆宣扬一番。公元308年三月初三，声名卓着的王导、王敦以及许多名流贤达，骑着高头骏马，毕恭毕敬地簇拥着乘坐肩舆的司马睿来到水边观看修禊。江东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见此威严的仪仗十分惊奇，本能地带头拜于道左。此后，王导又献计司马睿，建议他网罗人才，结纳江东土着大族。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派遣使者去邀请顾荣、贺循等江南名士，这些人纷纷表示拥护司马睿，江南土着地主阶级也逐渐认可了司马睿的统治。
随着北方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西晋的灭亡已成定局。公元316年，汉赵中山王刘曜久围长安，晋愍帝司马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迫出降，立国52年的西晋灭亡。公元317年三月，司马睿在晋朝宗室与南北大族的拥戴下，于建康自立为晋王，定年号“建武”。公元318年三月，司马邺被害的消息传来，司马睿正式称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政权正式建立。
东晋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西晋灭亡后延续了晋朝的国祚，为汉族政权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提供了保障，使得中原文化在江南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东晋的建立也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大量北方流民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加速了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此外，东晋政权的建立也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局面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司马睿的政治生涯
1．“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东晋初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成为一大显着特征，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原因。
从司马睿自身来看，他虽为皇族，但属于旁支，在西晋朝廷中原本地位并不突出。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他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威望来独自支撑起一个政权。而琅琊王氏家族则在当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强大的势力。琅琊王氏是北方头等士族，家族中人才辈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根基。
王导和王敦兄弟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导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谋略，他为司马睿出谋划策，帮助他在江南地区站稳脚跟。在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当地士族对他并不认可，王导利用三月三修禊的机会，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仪式，让司马睿展示出威严的仪仗，吸引了江南士族的关注和敬畏。此后，王导又建议司马睿广泛招揽江南名士，结纳当地大族，从而赢得了江南士族的支持。王敦则手握重兵，掌控着军事大权，他在军事上为司马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帮助他稳定局势，抵御外部的威胁。
这种局面的表现十分明显。在政治上，王导担任丞相，掌握着朝廷的中枢权力，处理国家的政务。他制定政策，选拔官员，对东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睿在很多政治决策上都要听取王导的意见，甚至在一些重要事务上完全依赖王导。在军事上，王敦坐镇荆州，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几乎掌控了东晋的军事力量。他可以自行任命官员，扩充军队，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司马睿在军事上对王敦也有所依赖，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琅琊王氏家族的势力和影响不仅局限于朝廷和军队，还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氏家族的子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遍布各个部门，形成了庞大的政治网络。他们在经济上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命脉。同时，王氏家族在文化领域也有着很高的声誉，培养了许多文人雅士，对东晋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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