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之后：博物馆的传承与新生
＞凌峰和林悦并肩站在即将开放的博物馆大厅里，望着墙上“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历程”的展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
十月的晨光透过百叶窗，在凌峰的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国庆中秋长假刚过，空气中还弥漫着节日的余温，他却早已伏案工作，面前铺满了博物馆设计图纸。
林悦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将一杯刚泡好的龙井放在桌角：“又是一夜没睡？”
凌峰抬起头，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微笑着握住妻子的手：“想到博物馆即将开幕，就睡不着。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听说‘博古院’的那个下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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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异国他乡的“博古院”
五年前，同样是国庆中秋双节过后，凌峰和林悦还只是大学考古系的年轻教师。那时，他们跟随导师陈明远教授——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的学者，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早期博物馆溯源”的国际学术会议。
就是在那个会议上，他们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始于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847年春天，居住在厦门的林鍼因精通英文，应邀赴美国教授中文。在美国，他偶然走进一个灯火通明、彩焕云霄的地方，那里摆满了天下珍贵而稀奇的东西，供人参观。回国后，他在《西海纪游草》中称这个地方为“博古院”，并特别提到——“中国没有”。
“这就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博物馆的记载，”陈明远教授当时激动地指着投影上的史料说，“林鍼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由谁创建、为何创建，但他的记录具有开创性意义。”
凌峰还记得陈教授眼中闪烁的光芒：“博物馆不仅是收藏文物的地方，更是文明的对话者。而中国人自己创办博物馆的历史，就是一部从看到想，从想到做的奋斗史。”
林悦也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她专注地阅读着会议材料，了解到继林鍼之后，郭连城、斌椿、张德彝、王韬等人也陆续在海外游历中接触了西方博物馆。
郭连城在意大利参观的博物馆里，排列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几十间玻璃屋子收藏着古时各国供奉的神像；斌椿在英国所见则更像是动物园和自然类博物馆，里面有老虎、豹子、狮子、大象等动物。
“这些先驱者的记录，虽然大多停留在‘炫、奇、珍、稀’的描述层面，并没有深刻反思中国在这方面的缺失，”陈教授继续说道，“但他们的观察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
会议结束后，陈教授将凌峰和林悦留了下来：“我已经老了，但你们还年轻。我有一个梦想——建立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博物馆，不仅展示文物，更要讲述中国博物馆人自己的奋斗史。你们愿意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请求，开启了凌峰和林悦与陈教授共同开创博物馆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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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先贤的博物馆梦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凌峰和林悦跟随陈明远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他们发现，从林鍼初识西方博物馆，到中国人自己创办博物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你们看，”陈教授在一堆故纸丛中抽出一份文献，“19世纪后期，境外来华人士开始在中国创办博物馆。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在上海创建了‘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建了亚洲文会博物院。”
凌峰仔细阅读着这些史料，注意到徐家汇博物院以收藏中国动植物标本为主旨，最初命名为自然历史博物院，1883年才改名为徐家汇博物院。
“这些早期博物馆虽然建在中国，但都是由外国人创办的。”林悦若有所思地说。
陈教授点点头：“正是如此。所以到了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郑观应、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开始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办博物馆。”
三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博物馆及动物园、音乐院等公共设施规划进‘太平世’**，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强调博物馆不仅可以“悦民心”，而且可以“开民智”。
而更让他们感动的是，**郑观应甚至在其《盛世危言》的‘考试’篇中主张将创办博物院与铁路、轮车、矿物之事等一起，作为考试出题的内容之一**。
“这些思想家的呼吁为中国人自己创办博物馆奠定了理论基础。”凌峰一边整理资料，一边感慨道。
然而，真正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是一位名叫张謇的实业家。1905年，张謇两次上书清政府，建议在京师建立合博物、图书二馆为一体的博览馆。
遭到清廷无视后，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家乡南通创办博物馆。
“这就是着名的南通博物苑，”陈教授声音有些颤抖，“张謇是我们所有博物馆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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