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月末
日子在流水线的轰鸣和身体的极度疲惫中，熬过了近一个月。那根悬在头顶、名为“发薪日”的胡萝卜，是支撑阿娣像骡子一样埋头苦干的唯一念想。终于，月末这天，空气里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躁动。下工铃响后，工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溃散，而是沉默而迅速地涌向厂区角落那个小小的财务室窗口。
窗口前排起了长龙。阿娣夹在人群中，心跳得比插元件时还快。粗糙的工装摩擦着汗湿的皮肤，手指上那个红肿未消的伤口隐隐作痛。他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目光死死锁住那个小小的窗口。每一次窗口打开，递出一个薄薄的信封，队伍就向前蠕动一小步。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机油味和一种压抑的期待。
不知等了多久，终于轮到阿娣。他几乎是颤抖着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工号。窗口里伸出一只戴着劳保手套的手，递出一个同样薄薄的信封，上面用圆珠笔潦草地写着“苏阿娣”。
信封很轻。阿娣紧紧攥着它，像攥着一块滚烫的炭火，又像攥着救命的稻草。他挤出人群，找到一个稍微僻静的墙角，背对着喧嚣，手指因为紧张而笨拙地撕开封口。
里面没有想象中厚厚一沓纸币，只有几张折叠起来的纸和一张夹在中间的、颜色暗淡的钞票。他首先抽出那张纸——是一张打印的工资条。
**姓名：苏阿娣**
**工号：0743**
**基本工资：50.00**
**加班工时：86小时**
**加班工资：129.00（1.5元/小时）**
**应发工资：179.00**
**扣除：伙食费 -45.00**
**扣除：住宿费 -20.00**
**扣除：工装押金 -30.00**
**扣除：水电费 -8.50**
**扣除：工会费 -2.00**
**实发工资：73.50**
“保底两百元”那金灿灿的幻影，在冰冷的数字面前，“咔嚓”一声，碎得干干净净。179元！那是他拼死拼活、每天干足十几个小时、手指磨破、汗水浸透、忍受斥骂和羞辱换来的“应得”。可那一个个冰冷的“扣除”项，像贪婪的蚂蟥，瞬间吸走了大半的血汗。73块5毛！这就是他一个月的全部？阿娣感觉一阵眩晕，胃里那点可怜的午饭在翻搅。他用力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工资条，纸张在他汗湿的掌心迅速变得褶皱、脆弱。
他抽出那张夹在中间的纸币——一张五十元，一张二十元，还有三张一元和几个硬币。纸币的边缘有些毛糙，带着油墨和无数人经手后的污渍。这就是他全部的血汗凝结。他下意识地捻了捻那张五十元，仿佛想确认它的真实，指尖传来纸币特有的、带着微尘的粗糙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机油味。
巨大的失落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他。这点钱，离阿爹的腿伤、家里的债务、阿妈的愁容……差得太远太远了。他甚至买不起一瓶像样的消炎药水涂在红肿的手指上。屈辱感再次涌上心头，比食堂里黄毛的嘲笑更甚。他感觉自己像个傻子，被那张油墨香的启事和“两百元”的承诺，骗到了这个吞噬血肉的钢铁森林。
然而，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到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上，一个更强烈的念头压倒了失落——寄钱！必须寄钱！家里在等米下锅，在等药救命！73块5毛，再少，也是钱！是他在这个冰冷地方熬了一个月的证明！是给爹娘的一点微弱的希望！
他没有丝毫犹豫，攥紧了那几张纸币和硬币，冲出工厂后门。厂区外不远就有一个小小的邮政所。这里同样排着长队，都是和他一样穿着工装、攥着血汗钱的打工者。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眼神深处，都跳动着和阿娣一样的微光——要把这点微薄的光热，传递到远方牵挂的人手中。
队伍缓慢移动。阿娣紧紧护着口袋里的钱，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终于轮到他。他走到高高的柜台前，踮起脚，将那张五十元和二十元纸币，连同几张一元纸币，小心翼翼地递进去，声音干涩：“汇款…汇到苏北…娘花村…”
他报出那个烂熟于心的地址和父亲的名字。填写汇款单时，他的手抖得厉害，歪歪扭扭的字迹几乎不成形。当营业员告知需要扣除五元汇费时，阿娣的心又是一抽，但还是默默数出五元递了过去。看着那张承载着68块5毛血汗钱的汇款单被盖上邮戳，投入一个深绿色的邮袋，阿娣的心也跟着那单子沉了下去，又似乎有了一点难以言喻的轻松。
走出邮局，天色已暗。特区璀璨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将冰冷的钢筋水泥森林涂抹上虚幻而迷离的色彩。阿娣站在邮局冰冷的台阶上，没有立刻离开。胃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熟悉的痉挛——饥饿感像野兽一样啃噬着他。口袋里只剩下那几枚硬币，加起来不到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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