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口得到初步安顿的次日，天色依旧阴沉，仿佛也在为我们这支残破的队伍哀悼。
经过一夜短暂的休整，主公强打精神，下达了一道命令：
清点自新野、樊城撤离，并经历了当阳长坂血战后，最终抵达夏口的本部兵马。
这道命令的目的很明确，一是摸清我们“明面”上还剩下多少可战之力，二是为主公自己，也为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提供一个直面现实的机会，以便后续部署。
关云长将军带来的水军因为并未直接参与陆地上的溃败，暂时不在此次清点之列。
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我的头上。
或许是因为我一直负责军中后勤与部分参谋事务，对兵员名册相对熟悉；
或许，主公也希望由我这个素来以冷静着称的谋士来主持，能更客观地呈现结果，避免过多的情绪干扰。
孔明和元直则在一旁协助。
清点工作在夏口城外临时划定的一片营地进行。
说是营地，其实不过是些临时搭建的窝棚和帐篷，简陋不堪。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草药味以及伤口腐烂的淡淡臭气，挥之不去。
那些侥幸跟随主公冲出重围、抵达夏口的士兵们，被按照原有的编制，稀稀拉拉地集合起来。
我手持着出发前的兵员名册，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此刻看来，竟是如此的沉重。
每念到一个名字，若有应答，便记下其状态；
若无人应答，便只能在名字后面，无奈地画上一个代表阵亡或失踪的标记。
孔明负责核对伤情，元直则负责统计最终数据。
随着清点工作的进行，气氛越来越压抑。
那些站在队列中的士兵，大多衣衫褴褛，满身尘土与血污，脸上写满了疲惫、恐惧和茫然。
许多人身上都带着伤，轻则皮肉擦伤，重则断臂残肢，用破布草草包扎着。
更多的人，虽然身体尚算完整，但眼神空洞，显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惊吓和冲击，精神几近崩溃。
伤兵营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临时征用的几间民房和搭建的帐篷里，挤满了痛苦呻吟的伤兵。
缺医少药是最大的问题，虽然我们从新野撤离时带走了一部分药材，但在长坂坡的混乱中损失大半，随军的几名医官也是捉襟见肘。
许多重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伤口感染化脓，哀嚎不止，生命垂危。
简陋的营地里，死亡的气息浓郁得化不开。
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个数字，核对着每一个名字。
但眼前的景象，耳边的呻吟，还是如同无数根细针，不断刺痛着我的内心。
我知道“明线”必然会付出代价，这是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保全“暗线”这颗更重要的火种。
但当这代价以如此直观、如此惨烈的方式呈现在眼前时，那种沉甸甸的负罪感和人性的不忍，还是无法完全抑制。
这些士兵，他们曾经也是鲜活的生命，是家中的儿子、丈夫、父亲。
他们信任主公的仁德，追随我们南下，却最终倒在了追兵的铁蹄之下，或者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告诉自己，这是乱世的必然，是战略选择的牺牲。
但看着那些年轻而痛苦的面孔，我的心，还是如同被巨石碾过一般沉重。
清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
当最后一份名册统计完毕，元直将汇总的数据递到我手中时，我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
数字是冰冷而残酷的：
自新野、樊城出发时，主公本部跟随南撤的可战之兵（不包括裹挟的百姓），尚有近五千之众。
而此刻，经历襄阳城下的犹豫、当阳长坂的溃败、以及沿途的零星战斗和逃散，最终抵达夏口、尚能站立或确认存活的士兵，不足八百人！
不足八百！
这个数字，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我的心上。
这意味着，超过八成的士兵，或战死沙场，或重伤垂危，或在混乱中失散，生死未卜。
而这幸存的不足八百人中，至少还有近半数带着轻重不一的伤势，真正能够立刻投入战斗的精锐，恐怕连四百人都凑不齐。
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一支军队的骨架虽然还在（核心将领和谋士得以保全），但血肉已经被剥离得所剩无几。
“明线”作为诱饵，其代价之惨重，远远超出了最初最坏的预估。
曹操的虎豹骑，其战斗力之强悍，追击之坚决，可见一斑。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翻腾的心绪，将这份染着血与泪的统计结果，呈送给主公。
主公此刻正在伤兵营中巡视。
他弯着腰，挨个慰问那些躺在草席上呻吟的士兵，不时亲自为他们擦拭汗水，喂食汤药。
他脸上的悲悯之情溢于言表，眼眶一直红着。
周围的士兵们看到主公如此，无不感动落泪，口中喃喃着“主公大恩”。
当我将那份薄薄的、却重如千钧的统计文书递到他面前时，主公的身体明显晃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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