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宋人的政治观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主体。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贵，但最好统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颐才会告诉哲宗皇帝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
士大夫甚至认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权力也非君主所赐，而是来自士大夫对道统的继承。王安石就对神宗说：“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因而，宋人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熙宁二年，由于神宗露出专断的苗头，富弼直接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君主揽权，被视为是“致乱之道”。
当宋朝君主表现出揽权的倾向，侵犯政府（臣）的权职时，立即就会引发群臣的强烈反对。因为君主揽权的行为，显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
进入元佑六年以来，政治敏感度超强的朝工大臣们越来越感受到当今官家的“异常”。
这个时间段很微妙啊。高太后迟迟无法听政，政事堂诸位相公压力山大。皇帝大婚，按例是要亲政的，可在这节骨眼上，且官家年龄放在那，满朝文武都没法安心放权给皇帝。好吧，天大地大皇帝最大，但那也不行。更何况，若非高太后染恙，皇帝也不可能会在今年大婚，“冲喜”之说，大家伙心知肚明，看破不说破而已。
这么说吧，现而今身居要位的诸位臣工尽是高太后一手简拔的，不管朔党洛党还是蜀党，皆已废除新政、打压新党为己任，执政者与施政者立场一致，方有了君臣共治的大好局面。
高太后崇尚节俭，以朴实着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她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氏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布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她只吃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氏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味菜肴。高太后得知后，大为不悦：“羔羊尚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高氏当即命令将菜撤去，并下旨以后不得宰羊羔为膳。
高太后临朝期间乃是大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期，堪称“元佑之治”。
时人乃赞曰：“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虽有阿谀之嫌，但亦不远也。
在不少人看来，太皇太后便是大宋的定海神针，不可或缺。时下这形势相当不好，令人心生乱世将至的不祥之兆。
问题就出在官家身上啊。
高太后常告诫小皇帝言：可循仁宗法度，万万不可重蹈神宗覆辙。
但当今官家正值年少气盛之龄，怕是并未听进心里去的，一旦亲政无有掣肘，实难预料其后之事哪。
今次科举选官，皇帝便开始展露他的姿态了。省试、殿试时，皇帝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在其后的选官一事上也数度表示关注，对新科进士的选用多有置喙，尤其是在王棣的任命使用上颇有不满。
官家重爱王棣之才这事不是秘密，要说过问选官一事也不算胡乱干预，问题的核心之处在于，皇帝这是在试探朝工大臣对他表现出的亲政态度的反应啊。
该如何反应？最好是不置可否、静观其变，待高太后康安后再议皇帝亲政一事。
矛盾之处便在于高太后短时间内怕是难以康复，另一方面又不好让官家太难堪。再者，王棣确是有才能的，在大宋文坛俨然已是万人尊崇的旗帜性人物，又有苏学士等人为之站台。得，莫若送个顺水人情，他王三郎也翻不起大风大浪来。
王棣所猜度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了，对那个比自己还小的皇帝倒是又多了几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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