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病，已入膏肓，症结只四个字：党争误国。
宋朝党争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庆历新政，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仁宗找改革派们询问，但是那个才华横溢却情商不高的欧阳修居然抛出了一篇让仁宗震掉下巴的文章——《朋党论》：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欧阳修主张不需要避讳结党，而且要把君子们都结成同党。这样就吓坏了仁宗，好人坏人又没有标准，谁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官僚集团都铁板一块了，那天子岂不是很危险？在改革不利的情况下，又出现这个导火索，仁宗把改革派纷纷外派出去，庆历新政以失败结束。
改革派和反对派，在庆历新政中开始慢慢的抱团，结成阵营相互对抗，并且在神宗熙宁变法的时候推向了大爆发。
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天子是一个平衡者和裁决者，后来神宗与少数的改革派王安石结盟，第一次形成了皇帝少数改革派与官僚集团的对抗体系，这个时候双方斗争激烈，产生了巨大的裂缝，朝政动荡，社会撕裂。
苏辙身居高位，自是再清楚不过，却也改变不了现状。毕竟，他自己也深陷党争漩涡难以自拔。
默然良久，他方轻声说道：“官家很重视今科贡举，或许……会有变数。有些话出得你口入得我耳，再勿语人。”
顿了顿，他又慢慢的说道：“省试放榜尚有数日，你们不妨出城踏春赏景。年青人嘛，当活得惬意些。嗯，叫上过儿、迟儿和……静嘉，还有三娘和四娘。”
末了，又补了一句：“人多热闹些……太平兴国寺不错，就是稍远了些，开宝寺和繁塔尽可以一游，你们商量着办吧。”
王棣自是欣然应允，暗想苏氏兄弟相亲，性情却大不相同，这番话若是换了苏轼来说，必然是言简意赅，到了苏辙这，却是“啰哩啰嗦”了。
苏轼与苏辙有很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相反之处。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苏轼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
见王棣应了下来，苏辙暗暗松了口气，这种事……难以启齿啊，兄长可是出了个大难题，又洒脱地做着甩手掌柜，不地道。
不过，兄长目光如炬，对王三郎另眼相看是没有错的。就算能压他这一科，那下一科呢？有些人如椎处囊中，迟早会出人头地。更何况，王棣现今已是名噪一时了。
《论语集注》出到第四册，渐为士林接受且称颂；《菜根谭》更是引发“洛阳纸贵”，阅者以为这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集，为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于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其文字简炼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且有雨余山色，夜静钟声，点染其间，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其中的不少句子被人引用，可见此书之火爆程度。
这样的人，能压得住？
更为紧要的是，小妹已经十九岁了，婚姻大事迫在眉睫，却是拒绝了二位兄长挑选的各个婚配人选，想来是非王三郎不嫁了。哎，她自己当然无法表露太多，虽然表现的已经不少，那么唯有兄长们费心劳神谋划了。
做这种事，苏辙表示很累，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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