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试三日罢，半月后方放榜。这十多天既折磨阅卷官，更考验贡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待，总是最难熬的。
整个王家的气氛都较为低沉，便连仆从走路都放慢了脚步。这种低落的情绪皆因那道策问题起，为长者讳，这样的题能答的好才怪。王旁几个都是避而不谈“祖宗不足法”，东拉西扯的说了些闲篇，跑题是自然的，就看考官们会不会手下留情高抬贵手了，毕竟头三场大家伙都自觉考的不错，若因这一场而罢卷太过可惜。
王棣并没有说“正气歌”一事，只语焉不详地说没考好。余者心下戚戚，也未深问。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自科举改革以来，论、策占比重极大，殿试更是只考一道策问题，这最后一场考砸了，影响巨大，大抵是无法过关的。
都是那“殿前虎”使阴招，针对的就是不让新党人士的子弟。
也对，屁股决定脑袋，他刘安世乃是朔党中坚，与刘挚、王岩叟及刘安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一意孤行地废罢新法，复行旧法，并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佑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着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佑四年，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汕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吴安诗、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就在本月初，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龙图阁待制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
朔党声势如日中天，一时无两。
神宗元丰五年开始推行官制改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撤销了中书门下，重新恢复了唐初的三省制度，设置了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三个三省长官。不过虽然框架和唐朝时期相同，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宋朝的三省更像是虚职，且从不授人。二是仿照唐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代行侍中职权；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此次改革后，上书左右仆射实际上便成为宰相，同时也取消掉了参知政事，改为增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四位副宰相。元佑朝已有司马光、文彦博、王珪、蔡确、韩缜、吕公着、吕大防、范纯仁、刘挚等九位丞相。
而枢密院长官有时为知枢密院事，简称知院。副职有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中签书枢密院事等。为了防范和限制，此时一般用文官来执掌知枢密院事，这促使宰相的权力超过枢密使。但总的来说，宰相和枢密使之间，自然是平级关系。
不过，在大宋历史上，却存在宰相兼任枢密使的情况，比如寇准等大臣，这说明在大宋皇帝心目中，宰相的地位要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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