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行已近一月，这些个日夜过的可真够……充实啊。
种种变故让王棣颇觉猝不及防，暗叹自己果真不是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料。倒也说不上有多沮丧或者气馁，有些事情需手熟，有些事情需天赋，自己的天赋在于“才情”嘛，谋略权术啥的着实生疏的紧。没关系，有时间去学习磨练。
患乱纷呈的局势已然平歇，苏太守籍社仓之由劝捐。
此时的“劝”与半月前粮价飞涨时的“劝”效果迥然不同，应和者无数。只是，杭城此回损失惨重，光营建灾民安置房的款项便是天文数字，饶是有朝廷拨款，且多方募捐，仍是有不小的缺口。
此事很伤脑筋，李格非便有些忿然：“都道咱大宋经济昌盛，税赋并不轻，天灾人祸之际不正应还之于民么……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千民。”
苏轼咳了声，道：“文叔，慎言。”
李格非微微“嗯”了声，心下却不以为然。
他适才所言后一句出自《荀子.君道》，意思是取之于民的多，用之于民的少。话中之意便是指朝廷救灾、赈灾不力，应当全力支援灾区重建事宜，而非不痛不痒的拨款万贯、度碟五十，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苏轼心知与自己仅有一半师生之谊的李格非为人脾性，真真是见不惯官场蝇营狗苟的，是个适合搞学术研究的正人君子，论起实务逊高文恭远矣，更遑论是少年妖孽王三郎。
灾区重建刻不容缓，与其和朝廷讨价还价到头来收效甚微，还不如赶紧想办法筹措款项。
苏轼一方面以杭州官府之名向豪商富户借贷，另一方面加大募捐力度。还有就是除了匠工的工钱，材料（瓦石、木梁等）款尽量先行欠着，当然也需尽快结清。如此三管齐下，款项缺口基本能够填上。
这期间，王棣又想起银行之事，似乎值得操作一番。
需要说明的是，唐玄宗开元初年出现了“柜坊”，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的记录。
“柜坊”算是银行的雏形，是替别人保管银钱的商户。和银行要付给存款人利息不同，柜坊不仅不付息，存放者还要向柜坊缴纳租金。但柜坊的存在使得原来长安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客商的贸易活动。
但到了本朝时，柜坊中人勾结富家子弟，从事赌博、盗窃等活动，是以官府将其与赌局、诈骗、盗窃等同列为“游手奸黠”一类，常加取缔。
金融业，绝对是一本万利的行业，值得捣鼓捣鼓。
王棣并非愣头青，自然晓得其中牵涉太深，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实力不允许啊，暂时搁置，列为可行计划。
这些天，他亲身经历了许多事，心中无由的想起一句话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很奇怪的念头，完全不搭界的事儿，却让他联想到了一起，这思维实在够跳跃。
但毕竟是适逢其会，也在尽量出些力，不敢说拯万民于水火，终究是见不得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既无法眼不见为净，那便能帮则帮，无愧于心吧。
事实是，这虽然是“人吃人”的时代，但也不乏为仁向善之辈。国难天灾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身体力行地行善积德。其中便有聂胜琼与蔡云英。
今岁江宁花魁大会，聂胜琼技压群芳一举夺魁。聂花魁之名迅疾传扬开来，待得她自赎其身受聘为半山园王府琴师，其名不坠反盛，便是远在杭州亦是广为人知。
至于蔡云英，其名却是知者寥寥，毕竟“琴操”之名太盛，坊间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书，以琴操为名，可见琴操的才气也绝非一般。琴操虽说是ji，但冰清玉洁，卖艺不卖身，红极一时。
去年苏学士知杭州，闻琴操之名，及至见时，怜其才情，遂有往来相交。
据称，东坡好友佛印便称琴操抚琴为“百年难得一闻”。
东坡欲劝说琴操脱籍从良，乃戏曰：“予为长老，汝试参禅。”
琴操笑诺。
东坡曰：“何谓湖中景？”
答：“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又问：“何谓景中人？”
回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髫挽巫山一段云。”
再问：“何谓人中意？”
答：“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还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答。
东坡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哪晓得一语惊醒梦中人，琴操云：“谢学士，醒黄梁，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乐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
苏学士遂为之落籍。
不过，琴操也终究未削发为尼，而是闲居杭州——王棣弱弱地想，蝴蝶效应哪，原本苏轼与琴操之间会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儿，而琴操最终会于玲珑山别院修行，正是杭州城少了个名ji、玲珑山多了位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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